元代高丽人待遇考元代高丽人待遇考.docVIP

元代高丽人待遇考 刘中玉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梳理高丽在元帝国境内所受待遇的相关史实，对其请同色目的情结及其为提高自身待遇而积极争取的具体情貌进行考述。 【关键词】高丽 元廷 内附 汉人阶级 同色目 高丽事蒙元与其事宋辽金有着明显的区别，其事宋辽金唯纳表、称臣、输贡，也即李齐贤所谓的“通使往来，羁縻而已”[1]，仍可保持国家独立。而其事蒙元则为内属，依太祖成吉思汗定制，“凡内属之国，纳质、助军、输粮、设驿、供户、数籍、置达鲁花赤”[2]。在这种情况下，高丽虽被准许国俗仍旧，政务自决，但其国家已丧失独立性。元廷又屡降公主予以恩荣，高丽以驸马故，遂得例同诸王[3]。二者关系之特殊，俨如周之天子与诸侯，是以时人乃谓“高丽之于元，如古封建国”[4]。 不过，在蒙古人以归附早晚来划定身份等级的体制下，高丽并没有因恩配皇支、赓续玉牒之荣获得优待，而是依然被循照汉人例[5]，与汉人、契丹人、渤海人、女直（女真）人等同处于蒙元秩序下受歧视的第三阶级[6]。对于这一待遇划分，高丽一直耿怀难释，为此不仅屡递表章，陈情助征日本、勘定内乱之功，而且倾赀攀援帝室及勋贵权要，多方运作，但终元之世都未能如愿。高丽身份待遇之争，看似小节，实则为明暸双方复杂关系的重要一环。是以在此，本文拟从元廷规划高丽人身份之标准切入，对高丽在元帝国境内所受待遇及其力争的具体情貌试加钩索、论析[7]，并在此基础上对高丽末期请求提高待遇的动机和元廷的驭丽心态加以考察。识见或不及处，诚请读者诸君惠教之。 一 谙于蒙元史事者皆晓，蒙古人以归附先后划定亲疏等次，其用意在于借分化而治之策来维护草原本位，明人乃将这一统驭心理括纳为“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深闭固拒，曲为防护”[8]，可以说是抓住了蒙元时期政治的主要特征。就高丽而言，其虽于高宗王皞六年（1218年）成吉思汗命哈真、札剌追讨契丹叛部时出兵、助粮以示降顺，但这种降顺与蒙古人所要求的“纳质、助军、输粮、设驿、供户、数籍、置达鲁花赤”还相去甚远。为了迫其完全归附，从成吉思汗至蒙哥汗的二十余年间，屡加兵戈凌之，但高丽“内恃其险”，一直是表面上“卑辞臣贡” [9]，而内心实不乐内附。忽必烈即位后，乃一改前四汗对高丽的攻伐方略，采用女真人赵良弼和陕西宣抚使廉希宪的怀柔离间之策[10]，立高丽世子王倎为新王（即元宗），以束里大为达鲁花赤[11]，同时发敕其境，威抚兼施： ……苟富庶之有征，冀礼义之可复，亟正疆界，以定民心，我师不得逾限矣。大号一出，朕不食言。复有敢踵乱犯上者，非干尔主，乃乱我典刑，国有常宪，人得诛之。于戏！世子其王矣，往钦哉，恭承丕训，永为东籓，以扬我休命。[12] 但元宗归国后仍逡巡迁延，不愿就陆，最后在忽必烈的催逼下，才于中统二年（1261年）正式内附（其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高丽国内对内附仍存在争议，并一度出现废黜元宗的紧张局面）。忽必烈对高丽的表现非常不满，所以在至元七年（1270年）元宗（此时已更名为王禃）与世子王谌来朝时，乃使其朝会班次在诸王之下，而高昌亦都护则在诸王之上。元宗当时似对同为相附却境遇悬殊提出疑义，忽必烈乃明确告之分班缘由：“汝内附在后，故班在诸王之下，我太祖时亦都护先附，即令齿诸王上，阿思兰后附，故班其下，卿宜知之。”[13]从忽必烈的话语中不难看出，为了惩戒和警示后归附的国家和种族，蒙古人惯用以等次别之的办法故意体现出亲疏远近。元宗班次诸王之下，便是一种惩罚性待遇。 至于当时蒙元朝会中高丽班次的具体情况，我们可从至元十年（1273年）随侍王子顺安侯王悰来贺察必皇后和真金太子册封典礼的李承休所撰《宾王录》中略知一二： 皇帝陛下普会诸侯，以是月（八月）二十有七日落之。……自诸大王、诸大官人以至百寮，黎明而会，莫不朝衣穿执而云委于中庭。有阁门使各以其序引进拜位。其拜位则以黄丹画地面，龙须白席为之方罫，区以别位，而书其官号。即引立已，令馆伴侯学士、姜宣使引我令殿（王悰）并侯邸及官属，列立于班心之下。其余诸国来朝之使，从其所服而俾立于最后行尾。……其赐座位序，则西偏第一行皇太子，隔一位大王六，隔二位我令殿；后行大王七，隔二位我侯邸；后行安童丞相为首十许员，隔二位我行宰臣，次诸官人等；后行之腰，我行尚书、侍郎；后行之腰，我行参上参外；后后行行未得其详。……[14] 李氏记文清晰地为我们展示了当时朝会中高丽使团的位序，即拜位“列立于班心之下”，王子座位虽与诸王同列，但在诸王之下。这种位次与至元七年应无所差异。而行文中关于“其余诸国来朝之使，从其所服而俾立于最后行尾”的记载，看似随意，实际上则反映了高丽使臣的自我平衡心态。这种推测并非是空穴来风，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七月，高丽使臣金之淑如元贺圣节时，便因班次问题与交趾使者发生争执，并以“本国率先归附，结为甥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