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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地方间的人口迁移有3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54～1962年。期内各年人口迁移率均在30‰以上，1960年还创下了年迁移 3300万人，迁移率达 50‰的最高记录。虽然这些数据与以后各年份是否完全可比尚有疑问，但期内人口迁移比较活跃确是不争之事实。一方面50年代国民经济发展迅速，全国职工总数由1953年的1856万人激增到1960年的5969万人，其中大部分来自农村。期内国家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典型的如1955年冬青海省设立“移民垦荒局”，翌年即从河南、山东、安徽等省迁入约7万人。另一方面50年代国家对城市人口规模尚未严格控制，户口管理也相对宽松，故各地自发性人口迁移规模也不小。进入60年代，受多种因素影响，中国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庞大的职工队伍和城镇人口同连续大幅度下降的粮食产量形成极大反差，政府不得不大规模精简职工队伍，下放城市人口，再加上不少地区因食品极度匮乏导致大量非正常死亡，所有这些都造成了人口迁移上的一次大退潮。 第二个阶段是1963～1970年。期内人口迁移率由前一阶段的30‰以上骤然跌落到仅略高于20‰，表明国内人口迁移规模显著缩小。这一阶段全国性的人口迁移事件主要有两个。一是“大三线”和“小三线”建设陆续展开，在国家的统一调配下，大批工厂、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从沿海迁往内地，从而带动了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期内仅迁入青海省的职工及其家属即达10余万人，迁入贵州省的达8万余人，迁入四川省的职工多达40万人。二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阵阵人口大迁移的政治风暴，如遣返“五类分子”，下放城镇人口，干部下放劳动，兴办“五七干校”等，而其中规模最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把大约1700万一二十岁的中学生抛到了全国各地农村，成为世界人口迁移史上绝无仅有的独特事件。期内广大农村经济萧条（1969年全国人均农业国民收入比1957年低12％），农民生活艰难，尽管户口管理趋严，向着边疆地区的自发性人口迁移仍相当活跃，仅流入黑龙江省的人口每年即达20万人之多。 第三个阶段是1971年以后。除1979等个别年份外，迁移率均在20‰以下，与60年代相比，人口迁移的规模又有所减小。70年代初，前一阶段由国家组织的“遣返”、“下放”、“上山下乡”、“三线建设”等名目繁多的人口迁移渐入尾声，到1973、1974年，全国迁移率降至极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前一阶段被“遣返”、“下放”或“上山下乡”的人员纷纷返回，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大退潮，充分表明“文化大革命”中花费了国家大量财力、人力进行的这些人口迁移在很大程度上均非出自当事人的自愿。与此同时，一些“三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也日趋表面化，国家不得不重新加以调整，于是不少在前一阶段内迁的工厂、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又迁回到原迁出地或其它生产布局条件较好的地区，仅在四川省，迁入又迁出的高等院校就有北京农机学院、北京矿业学院、上海化工学院、清华大学四川分校等多所。由于以上情况，本阶段人口迁移的方向与前一阶段正好相反。期内农村经济渐趋繁荣，以往那种逃荒觅食型的自发迁移大大减少，而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的颁行，以及户籍管理方面的某些松动（如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落户，某些新开发区采取控制常住户口，适当解决暂住户口，短期工作人员不办户口等措施），务工经商等类型的人口迁移有很大发展。以1990年普查与1987年1％抽样调查作对比，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国人口迁移规模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这一现象在户籍登记机关的统计中反映得不够明显。 与外国相比，新中国建国40余年来的国内人口迁移，具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1）人口迁移受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和有关政策的深刻制约，国家有组织的计划性迁移在迁移总量中占了大部分。 中国是一个以实行计划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口迁移同人口再生产一样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几十年来，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各级政府部门组织了一系列各种类型的人口迁移。此外，职工的招收和退休，兵员的征招和退伍，大专院校的招生和分配，以及干部的调配等等，都是在国家计划下安排的，这些都对国内人口迁移起到基本的制约作用。婚姻、投亲靠友等迁移虽属私人性质，但因牵涉到就业、就学、粮食供应等等问题，仍受到国家计划一定程度的制约。 为了使人口迁移同社会经济条件相互适应，政府部门在不同时期制订了一系列有关政策。例如，从5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对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实行严格控制，农村人口不能自由迁入城镇，中小城市的人口也不能自由迁入大城市。70年代进一步明确规定：“从农村迁往市、镇，从其它城市迁往北京、上海、天津3市，要严加控制。从镇迁往市，从小市迁往大市，从一般农村迁往市郊、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