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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设计参与性与实践的探讨 　　摘要：都市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人们对生活空间更高的最求，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设计者应充分考虑城市生活和使用者的参与性，与此同时市民开始关注城市设计活动，作为城市建设的推动者更加主动的参与到城市的设计活动中将是未来的趋势。 　　关键词：都市 参与性 空间 　　中图分类号：S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战后西方国家出现了人口生育的高峰，并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对于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的需求。对于美国而言城镇化的进程高速发展，大都会地区的形成，让原有以开发建设为主体的规划体系在新潮流下失去了方向。人究竟需要怎样的城市？城市的设计究竟何去何从，带着上述对于城市设计思考以台湾和美国为例简述都市设计的参与性问题。 　　都市化的矛盾 　　台湾在城市进程上是从1952年至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这两个时间段内台湾的都市人口出现了急剧增长。其中第一个阶段都市人口从387万快速增加至869万，都市人口比重从47. 2%迅速增长至59.2%，第二个阶段围绕着大都市的人口比例从70.3%至77.2%。台湾的快速都市化的过程中，在总体上基本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支撑和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台湾在快速都市化的过程中也还存在诸多的缺失与问题。 　　面对城市化的浪潮，新兴的都市计划成了所有建筑师、规划师和设计师的理想乐园。从今天中国的城市发展进程中也可以看到许多城市的新区建设成了大尺度、新建筑的试验场。这些作品可以说是当前都市实践中最缺少社会关怀、最形式主义取向的代表。完全失去面对城市的知识、失去面对市民的能力。 　　空间的参与性――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参与性实践 　　较低的参与性导致了城市孤岛的形成，然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也并不是无药可救，现就以台湾表演艺术中心（TPAC）的设计方案展开对参与性问题的探讨。对于一个具体建筑的参与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这座建筑是否能够被大众所使用，换句话说就是是否对所有人开放。对于大众而言这是一条被动的指标。其次就是人们是否愿意进入其中。 　　TPAC是库哈斯在2009设计完成的一座剧场建筑，由三个主要体量构成，包括一座可容纳1500人的大型剧院及两座分别可容纳800人的中型剧院，三个体量不一的剧院部分嵌入到由波浪形玻璃包裹的正方体中，既可相互独立又可打通连接，这种布局方式让剧院能够独立自主的发挥功能。然而仅靠这样的建筑形式和明星建筑师并不能说明其设计的作品具有参与性的优势。这座建筑的优势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对台湾地区市民文化的解读，二是将公共建筑的空间还给所有市民。 　　台湾是一个夜市文化非常发达的地区，每到夜幕降临小贩都会汇集到几个夜市所在的区域，人们也习惯于在晚上出门逛逛夜市这种生活。TPAC项目所在地本身也是一个夜市的聚集地同时又紧邻台北最大的夜市士林夜市。库哈斯对这个信息解读体现在了将建筑的一层空间架空上，把原来属于小贩的空间保留了下来而并未用新建筑将小贩驱逐出这个区域。在底层平面上甚至标出了原有摊贩的具体位置，这样的设计行为不仅没有挤压小贩的空间最重要的是留住了人们在这个区域内的生活方式。 　　城市的空间本应是市民所共享的。TPAC通过流线是设计将城市街道引入建筑的方式让所有市民都能进到“公共环路”中，这是一个建在建筑内部的户外庭院，因此不管有没有买票，所有人都能进入TPAC内部。当人们走到建筑顶部平台可以停下脚步欣赏台北的夜景，这样免费舒适的行为在多数建筑中是很少见到的，正如登上101的观景平台往往是需要收费的。 　　空间参与性的社会意义 　　作为当今的城市，其最重要的一则属性便是共享和参与，所以无论是建筑设计还城市的规划都应注意设计的主客体关系。对于设计好坏的评价标准不应只限于其形式和固有的功能，而应更多的关注设计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及所触及到的伦理层面。城市的生与死并不能简单的通过以旧换新的方式进行下去，这样的后果将会使原住的居民参与新的区域生活变得困难。当熟悉的事物存在于一个新的空间内时，人们的接受程度往往要好于一个陌生的空间，自然也会愿意参与到这个空间内的活动。当这样的一个空间成功的搭建以后，交流的平台将会传递出建筑内部的信息和故事，人们也不会对建筑产生冷漠甚至敌意的情绪，取而代之的则是空间参与者愉悦的心情。 　　设计的参与性――High Line Park的社会实践 　　提供一个可以使用的空间，是设计者需要做的，然而使用者的需求和供给总会存在着差别。对于城市的参与性而言，另一个方面便是设计过程中的受众参与。从我国近些年的一些大型项目评选过程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出现了群众投票的环节，这样的环节设置可以增加市民对于城市设计的主动参与性，这是一种设计回归使用者的一种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