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子坊 弄堂里的时髦商业区田子坊 弄堂里的时髦商业区.doc

田子坊 弄堂里的时髦商业区 　　导语：田子坊没有统一的规划、没有招商方案、没有正式的管理者和保安，甚至连水、电、煤气都不符合商业使用标准—一群小人物凭什么创造了上海最时髦的商业区？　　2004年11月，周心良成了田子坊里第一户把自家住屋租出去做商铺的居民。他原本只是为了解决自己的艰难生计，没想到最后竟推动“田子坊”变成了商业区。　　周心良的家所在的二井巷正是从210弄通往其它几条弄堂的必经之路，也是距离田子坊一期最近的民宅。他从新疆回上海后没有固定收入，只靠政府发放的每月300元艰难度日。迫不得已，他考虑把自己居住的小窝租掉。第一位租客是服装设计师一慧，租下了他居住的底楼客堂间和天井，一租就是将近两年。这间32平米的不带卫生间的老房子为他带来了每月3500元的租金收入，这已经不止是救命稻草了。同时，他花1000元租下了楼上邻居家空置的厢房。这样，每个月他就多了2500元纯收入。　　从此以后，这位新疆返沪知青和文化商人吴梅森站在了同一边。后者当时已经被打浦桥街道请来做为“田子坊总策划”。　　田子坊从2000年就存在了，当时仅有两处厂房出租给艺术家、设计师，被赋予了“艺术”的气息。2004年，这块区域差点被拆除，规划方案都已经做好了，将来要造的商务楼模型都已经被开发商放到展示厅里了。吴梅森向政府提出了“创意产业”的概念，这是他在国外时经常接触到的东西。复旦大学的厉无畏教授以田子坊为主题，写了一篇关于创意产业的论文；作为最早入驻田子坊的艺术家之一，陈逸飞也曾为保留这个地方而奔走活动，最终政府总算被创意产业的概念打动了，让这块连带着艺术区和居民区的地块暂时保留了下来。　　但田子坊仍然有可能被开发商看中、拆掉。要让这个地方的地位稳固，光靠210弄是不够的，田子坊需要向西面的居民区扩张。吴梅森管理的只是这条弄堂里的一些物业，他能做的事情就是当有商家需要时，试着帮他们接洽附近的居民，促成他们顺利租下房子。　　吴梅森当时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种做法其实是正在把田子坊推向商业区的路上，他的初衷不过是为了要保护这一片“艺术区”和那些艺术家。　　周心良就是在这个时候把房子租出去的，他直接享受到了吴梅森奔走带来的好处。为了保证自己赖以生存的房子不被拆掉，就要保证田子坊的规模，就得想办法让更多人像自己一样成为房东。他在家门口放了块牌子，上面写着“田子坊义务中介”，帮想要把房子租掉的居民找商家，也帮想要租房子的商家找愿意出租房间的居民。“这是完全不收费的，我是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做成功了大家都得益。”周心良说。　　这对周心良来说是天大的好事，但对他的租户一慧来说，要坚持下去并不容易。115弄当时只有这一家独守，服装设计工作室开了半年之后，才有第二户商家入驻。其实，当时就连210弄的生意也算不上红火。7号院1室的Up’s咖啡馆是在2005年春天开张的，老板张晓阳记得那时的状况：每个月的收入虽然不至于亏损，但也赚不到太多。和现在客人常常要等位子或者拼桌才能坐下、有些座位需要预定的情况相比，那时候店里的气氛从早到晚都很悠闲，客人不会坐得满满当当，做包场的价格也不高，但他相信田子坊的前景会很好。　　直到2005年，所谓“田子坊”也还仅限于泰康路210弄的那些老厂房。一些艺术家工作室、几家独立设计师品牌店和几家咖啡馆组成了这个当时还强调其“艺术区”身份的地方。　　2006年，高扬—现在自称为“独立开发商”—出现了。　　高扬和这片弄堂的渊源太深了。他的外公、著名画家汪亚尘在1920年代中期就住进了这个地区，是这里最早的居民之一。高扬在这里长大，到1970年代末去了美国，等他再回来定居时已经是2004年了。他卖掉了祖屋，在思南路的楼盘买了新房子，每天要穿过这些弄堂才能到达健身馆。　　和吴梅森、周心良不同，高扬察觉到了这片熟悉的弄堂透出了以前从没有过的商机。　　“虽然那时候弄堂里还横七竖八地停着自行车，公共厕所也像所有老居民区的一样散发着气味，已经开着的店生意也不火。但我觉得有生意可做。这地方外国人应该会喜欢。”高扬开始考虑在弄堂里开店。朋友们以为他在开玩笑。“他们觉得很奇怪，这种居民区开店怎么会赚钱，谁会特地跑进来买东西呢？”高扬心里的答案是，外国人。　　他的外国朋友们的反应让他更确信了这一点。“我又带了一帮外国朋友来弄堂里看，他们一看就很喜欢，‘这多有情调啊’、‘这才有意思嘛’。对外国人来说，这种原生态的、和居民生活掺杂在一块儿的商业区才是真正有吸引力的。”　　他看到了这个机会，把田子坊进一步推到了商业区的路上。　　高扬觉得，之前那几年生意不够红火，是因为田子坊经营的东西都太洋气了。“这样的区域，一开始总是要做外国人生意的。就像我们不会赶到美国去听京剧一样，外国人也没必要跑到上海来看他们老家已经有的作品。所以，我们要做那些吸引外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