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三大难点问题的讨论.docVIP

关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三大难点问题的讨论 　　在当下的中国，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可以创造内需，消化过剩产能，带动经济增长，发挥生产要素的规模经济效应，从而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全球化一道，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四大牵引力量。然而在城乡二元结构和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形成的城乡经济社会管理体制和“不完全的城镇化”，是影响我国城镇化进程发展的一大体制性障碍，它不仅可能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大打折扣，还可能引致未来经济与社会的极大不稳定。农民工市民化是城乡一体化改革的突破口，也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亟待解决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 　　但在具体推进时，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公共服务不仅要匹配劳动力流动空间布局，还要考虑资源配置的整体规模和承载能力，人往哪里走？成本有多高？钱从何处来？这三组环环相扣、步步深入的问题成为政策设计时必然面对的挑战。深入探讨和系统考量这三大难题，对于设计以市场化手段解决农民工市民身份实现的可行路径，形成以城乡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为契机的户籍―土地―财政体制联动改革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农民工市民化政策设计的关键内容 　　如何理解“不完全的城镇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年到2013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8%增至53.7%，城市人口从2.38亿增至7.31亿。按目前的统计口径，只要在城镇生活半年以上，就被统计为城镇人口。但事实上，至少有约2.5亿被统计为城市人口的农民工，不能享受与城市人口平等的待遇，在稳定就业、社会保障及其子女的就学、就业、就医等诸多方面，存在种种障碍。在农民工集中的大城市，这种情况尤为突出，如果扣除这部分人，已公布的城镇化率按保守估计将降低 15个百分点左右。 　　在中国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应当着眼于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完全城镇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将“人”确立为城镇化的核心，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此基础上把促进农民工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城镇化建设首要任务。考虑到城市众多的福利待遇都附着在城市的户籍身份上，因而以户籍改革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实质是通过进城农民工落户来实现公共资源均等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户口的转换是形，公共资源的分享是实。要通过逐步增加和不断完善农民工的公共资源，最终达到消除户口待遇差别的目标。以农民工整体融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为核心，推动农民工个人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也就是农民工在城市“有活干，有学上，有房住，有保障”。当农民工的公共服务逐项落到实处后，传统户籍制度的消亡，就像上世纪80年代粮票退出历史舞台，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因此“放开户籍”和“放开福利”可以一体化进行，但并代表一体化进行是农民工市民化中的唯一选择和必要条件，在户籍政策已经基本放开的中小城市和城镇，农民工可以通过转为城镇户口为主，同时享有户口所包含的系列公共服务项目；在众多现阶段还不能开发户籍的大中城市，可以根据公共资源情况和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居住稳定性，给予相应的待遇和服务，并视经济财政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逐步缩小与市民的差距，实现“放开户籍”和“放开福利”并行。在北京、上海等开发密度已经较高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所减弱的特大型都市区域，在优化整合现有城市格局基础上推进城市户籍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向农民工延伸和覆盖，以“逐步放开福利”的途径循序渐进的实现市民化进程。因而在不同特征的城市体系中多元化提供公共品成为促进城乡劳动力要素发展一体化中非常关键的内容。 　　正是因为深刻认识到公共品供给在农民工市民化中的重要性，如何通过公共品的资源配置来匹配满足农民工在空间和多元化的真实需求将成为政策设计中的关键内容。为使研究对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设计更有针对性和更具操作性，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总体态势和战略取向上有三组问题需要更为深入认识和系统考量，即：人往哪里走？――把握农民工流动趋势；成本有多高？――测算公共品标准化成本；钱从何处来？――拓展增量筹融资渠道。 　　二、难点问题一――把握农民工流动趋势 　　尊重农民工的流动意愿和自主选择权基础上确定农民工的流动趋势是相关公共品供给政策制定的前提，只有把握农民工在不同规模城市间的集聚流向才能针对性设计公共资源配置，形成合理城市体系结构。 　　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是跨地区人口流动的主体，也应当成为城市化形态选择的主要参与者。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6261万人，城乡人口流动的相对自由性使得他们能更多根据自身预期或效用“用脚投票”选出自己愿意就业与居住的城市，无论是近几年东部沿海地区频繁出现的“用工荒”，还是生于1980年代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展现的高流动性和短工化的群体特征，无不体现出新时期农村劳动者在择业自主性和流动选择权的增强。随着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