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内部新型二元结构与城乡二元结构关系论析.docVIP

城市内部新型二元结构与城乡二元结构关系论析 　　内容摘要：本文以四川省成都市数据为支撑，论析了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的内涵及表现，指出我国城市内部新型二元结构实质上是城乡二元结构在本质上的延续及在形式上的变迁，因而只有通过推进传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转变，才能从根本上破解我国现有的二元结构，实现公平发展。 　　关键词：城乡二元结构 新型二元结构 新型城镇化 　　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新型二元结构的内涵与表现 　　城乡二元结构以户籍为分割，区分城市、农村户口，以差别公共服务与资源，区分城市、农村生活，最终形成拥有城市户口的“市民”为一元，拥有农村户口的“村民”为另一元的二元结构。 　　随着城镇化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农民工成为城市常住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享有的公共服务与资源并没有随之改善，达到城市居民的标准水平。户籍仍是城市人口分割的重要标准，本地户籍人口享有户籍带来的包括居住环境、社会保障、个人发展的优势，城市内部形成鲜明的以外来务工人员为一“元”、以户籍人口为另一“元”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分割（孔媛，2011）。这种经济社会结构的分割即本文讨论的城市内部新型二元结构。 　　城乡二元结构中，城镇居民与农村村民在收入、发展、生活质量、社会保障方面存在明显区别。根据《成都统计年鉴2012》，从收入数量来看，市民收入明显多于村民。从个人发展情况看，农村地区教育水平与资源普遍落后，与城市人口竞争和个人发展中需付出更高成本。农村的恩格尔系数高于城镇，生活娱乐、文化教育明显弱于城市。从社会保障方面看，市民享有较健全的公共服务，医疗保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与福利均具优势，本文根据相关数据编制雷达图（见图1），由图可知二者差距较大，且无相似性。 　　城市内部新型二元结构突出表现在城市内部本地居民与外来务工人员（本文特指农民工）在以下方面的差异。收入方面：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3923元，西部地区农民工人均年收入达26712元，但这其中并未同前者一样扣除社保支出。 　　劳动市场方面：农民工所从事职业绝大多数从属于第二产业，从事第三产业人数较少，其中有60%的人员通过亲人、熟人或中介组织介绍，仅有35.3%的人员通过招聘途径，在农民工的工作获取中与其他劳动力竞争的程度较低。只有23%的农民工有长期的稳定工作，且仅有47.8%的人员知道有可行的职业培训渠道。成都市政府免费发放的职业培训券的受益群体主要是川籍的返乡农民工，对非本地户籍的农民工并未提供其他免费的职业培训项目，在劳动市场上农民工还是非正式非首要的劳动力，其获得职业培训和发展的机会更小，成本更高。 　　社会保障方面：在已获取工作的农民工中，有53.9%的人员并未与用工单位签订用人合同，有58%的人员表示用工单位并未提供工伤保险等社保，27.5%的人员表示用工方有拖欠工资的行为，他们对工作场所的安全和卫生状况满意率仅达24.7%和21.8%；在有子女且子女在读书的人员中，有72.4%在普通小学读书，其中近一半以上需要缴纳借读费等额外费用，而相关规定也没有对务工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相关费用做出明确规定，减免费用的学校多数为打工子弟小学，此类学校教育资源和硬件设施无法与普通的公办小学相比；除此之外，知道并申请了保障性住房的人员占22.4%，但仅有8.6%成功获得了此类住房，而在这些成功入驻的农民工中几乎没有外地民工，因为申请人的劳动合同、社保等门槛的限制，基本杜绝了外来农民工获取此类住房的可能。从数据可明显看出社会保障水平与质量明显比本地市民低。 　　市民意识方面：半数市民与农民工有过生活和工作上的接触，无抵触情绪，仅有不到30%的市民会在公车或深夜单独接触农民工产生不良情绪。90%以上的居民能够同农民工及其子女和睦相处，接受他们成为同事或家庭成员，并对他们对城市的建设发出赞赏，愿意为维护他们的权益做出贡献，这是城市二元结构解体来自基层的有力支持。但是在对农民工的调查中，有56.8%的人对市民抱有消极看法或无看法，有61.2%的农民工认为市民也是同样的态度，并未对同城市民产生认同感。在现有的收入水平下，农民工闲暇时间更倾向于在厂里休息，而市民则更多地选择外出娱乐。由此可知，农民工即使进入到城市生活，他们的思维方式、市民意识仍然没有改变，并有相当部分农民工由于土地处理不当和自身心理等因素拒绝市民化。 　　城市内部新型二元结构已经形成并固化发展，这是由上至下制度层面市民化的滞后也是由下至上抵触情绪等因素导致的“人的城镇化”的滞后。 　　城市二元结构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延续和变迁 　　新型二元结构是城乡二元结构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得不进行的弊病转移，城乡二元造成的资产差异化和素质差异化逐渐蔓延至城市，并继续在城市放大。一方面农民工无法或需要较大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