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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听证制度的对称性问题探讨 　　摘 要 听证制度作为协商民主制度的主要形式之一，为我国公众参与政治讨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舞台，它不仅保证了公众和政府的平等，也保证了公权与私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交融与转化。本文欲从听证制度对称性的角度来解释这种关系，同时直视我国当前听证制度所遭遇的困境，以对称性作为解决手段的理论基点，对我国听证制度的发展进行思考。 　　关键词 听证制度 对称性 公共利益 　　作者简介：李旭东，四川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薛源，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0级行政管理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2-289-02 　　一、听证制度――对称性的涵义 　　听证制度是我国借鉴英美发展而兴起的一项制度，它由最初的行政处罚领域逐渐扩展到关系公共价格、公共项目、城市规划这些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的生活中，是实现政治民主参与的崭新舞台。听证的目的是吸引公众的政治参与，使异质的群体得以同化，做出最大限度满足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的决策。广义上，对称性是指物体或一个系统各部分之间的和谐、平衡、协调一致，而听证制度作为我国协商民主制度的重要途径之一，其对称性的意义是为公众参与政策和政府制定政策之间提供了一个平台，它的内生价值在于： 　　（一）地位平等 　　身份可以存在差异，但不允许存在高低。在普遍的政治秩序中，公民扮演着不同角色，消费者、被管理者、利益相对方等，相应的，政府扮演着掌舵者、看门人等角色，他们理应依据正当的的社会规则存在着。然而现实情况是，政府往往凌驾于公民之上，以政府导向或者专家导向的姿态代替公民做出决策，而听证制度保证了公民暂时脱离了与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使公民可以依据自身利益独立表达意见。 　　（二）对话平等 　　听证容许在其过程中进行必要的对抗辩论，各方经过了一个审视自身需求、识别出与他方的利益冲突、展开讨论式的博弈的过程，通过不断的讨论让每个人不再局限在自己狭隘的阶层利益里，上升到以整体利益最大化为考量基点，从而促进自己理解、接纳他人的想法并自觉转化为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达成互识与共识。 　　（三）机会平等 　　这里的机会平等主要指信息知情权的平等，包括获知听证召开的信息，了解听证内容的相关信息。一来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公众对很多听证会的召开都毫不知情，错失了发言表意的时机，导致诸多政策执行受到巨大民意抵触；二来每个人都是有限理性的人，对于听证内容的专业理解程度不可能尽善尽美，而且听证往往涉及牵涉广泛又重大的社会决策，因此在听证前期和进行过程中提供充分完备的信息，会给予听证代表充足的准备机会，并收集其他利益相关大众的意见，增加政策的社会认同。 　　（四）规则平等 　　听证重在建立权威的程序，遴选合适的决策代表，寻求社会第三方或者利益中立者在整个听证过程中维护规则制度的顺利进行，而不受到权势、媒体的思想诱导。同时，听证结果本身带有不可预测性，合理的规则能保证每个利益代表者的政治诉求渠道通畅，而避免听证过程仅是简单的服从政府决议，以支持最后政策结果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二、当前听证制度的发展瓶颈――非对称性的风险 　　听证制度在我国只发展了短短16年，听证参与的广度和积极性却在不断受到挑战，比如2005年5月《珠海市服务业环境管理条例（草案修改稿）》的立法听证会，因听证陈述人的报名人数不够（原定16人，报名仅4人），珠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取消该立法听证会；2009年济南水价涨价听证会无低收入群体参加；2012年6月眉山拟彭祖大道部分道路变更等规定举行听证，三天无一人报名，听证被迫延期等。与此相对应的是另外一种极端，那便是屡屡曝光的听证钉子户，这些都让听证制度留下作秀的痕迹，这也是听证制度非对称性风险的萌芽，会使它渐渐偏离协商民主的本质。 　　从目前短期效应来看，听证这个形式为一般公众所知，但是它的技术运用以及具体程序却是陌生的，政府掌握了远远大于公众的主动权和信息量，听证失去了对称对话的基础条件。在实践操作中，听证给予公众是神秘的印象。一方面，它对于听证现场过程的过度保护，阻隔了其他公众的信息渠道，听证代表是选取的利益相关者，其他未被选上的公众同样是站在平等知情权和监督权线上的关联人，一个好的公共政策应该是和公众互动的，是能够把公众诉求反馈到初始政策上的。另一方面，听证通常由政府发起，即政府率先确立听证内容，其议题通常由上层势力决定，而忽略了听证的另一方――所有决策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基层民众提出议题的权利，以至于在听证中公众受知识背景和信息利用能力的局限，无法提出具有高度信服力的论据，使听证结果的公正性产生质疑。听证的关键不在于倾听，而在于通过制度化的竞争讨论削弱等级差别，进行合法的公认的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