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清.docVIP

宋清，长安西部药市人也。居善药。有自山泽来者，必归宋清氏，清优主之。长安医工得清药辅其方，辄易雠，咸誉清。疾病庀疡者，亦皆乐就请求药，冀速已。清皆乐然响应，虽不持钱者，皆与善药，积卷如山，未尝诣取直。或不识遥与卷，清不为辞。岁终，度不能报，辄焚卷，终不复言。市人以其异，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欤?”清闻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谓我蚩妄者亦谬。” 唐代城市经济和商贸交通又非汉时可比。唐京都长安设有东、西二市，各置令管理；东都洛阳则设东、西、北三市；中原地区如《新唐书·李勣传》载：“宋、郑商旅之会，御河在中，舟艦相会。”而南方的广州、扬州与海外交通，如《旧唐书·苏瓌传》称：“扬州地当要冲，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城市经济繁荣、商贾云集，茶楼酒肆鳞次栉比，优伶娼妓粉红黛绿。新兴的市民阶层影响渐大，其特有的心理要求自然也反映在文学上。唐人传奇及说话等俗文学在中唐如雨后春笋日渐昌盛，中唐时的诗文大家韩愈、柳宗元也沾溉世风，以创作表现了这种新形势、新意识。 在市民意识及唐传奇影响下，韩柳始创以古文作小说。 但是韩柳相比较而言，在以古文小说反映市民意识方面，柳宗元的创作更为丰富集中，思想也更为深刻精彩。如其《宋清传》、《吏商》、《鞭贾》、《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等，无不闪耀着市民意识的光彩，是对市民生活的描绘甚至礼赞。对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商贸交通等活动，柳宗元总是非常关注，并能从理论角度看待其意义和价值，甚至在远斥南方时，他也不忘观察当地的农村墟市。比如，他晚年任柳州刺史，曾作《柳州峒氓》诗，有句曰“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此处“虚”即农村墟市，是集市贸易的地方。他概括为“利合而动，乃商贾之相求”，又称“通商平货，有来胥悦”，“商旅交于关市，既富且庶，廉耻兴焉”，说明了商贾经商贸利合理合法。他并不把儒家的仁义之道与“求利”对立，从而大大扩展了他所创立的“大中”之道的现实内容，并为新时代的儒家之道输进了新血液。元和初，他作《晋问》，认为山西的猗氏之盐贩销全国各地以入市，“西出秦陇，南过樊邓，北极燕代，东逾周宋，家获作鹹之利，……此可以利民矣。”商贾的正常贸易活动利己利民，此利有何不好？这是当时一般的市民意识即如此。但柳宗元的思想显然高出一般市民，更具超前意识，他进一步追求商贸的理想境界：“百货通行而不知所自来，……所谓民利，民自利者是也。”(《晋问》)所谓“利民”，可以说是国家或政府自上而下的恩赐；但“民自利”者，则商贸活动的利国利民主要是来自下层市民百姓的艰辛劳动与积极创造。柳宗元的这一思想在今日也属先进，但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则是难以实现的超前意识，或可称为乌托邦式的社会构想。如其《送宁国范明府诗序》云： 夫仕之为美利乎，人之谓也。与其给于供备，孰若安于化导？故求发吾所学者，施于物而已矣。夫为吏者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可无报耶？ 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我受其直(值)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又从而盗之。向使傭一夫于家，受其直，怠其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者何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如吾民何？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 研究柳宗元者无不涉及这两篇著名的文章，但几乎都是从柳氏推己及物的“生人(民)之意”及“大中”之道方面着眼，认为这是柳宗元积极入世之儒家思想的集中表现。这一认识当然正确，不过并不全面。上述二文所体现的儒家之道明显具有了中唐的时代新内容，而非机械照搬昔日的孔孟之道。柳宗元“大中”之道的形成或多或少与其所受市民意识的熏染有关。 首先，是“吏为人役”的思想，这本是从先秦儒家之“民本”思想——主要是《孟子》中的“民为贵”观念演进而来，但因时代发展，其内涵亦有质的深化。“人”者，民也，乃唐人避太宗名讳之习惯说法。“吏为人役”即官吏是老百姓的仆役。也就是说，在官与民的关系中，柳宗元认为应该以民为主。不过现实生活中，却处处“苛政猛于虎”，官吏比豺狼还凶。杜甫早有“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的愤慨(见其《石壕吏》)。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更借捕蛇抵赋的蒋氏之口详加描绘：“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吏者，明清谓之公差，是不入流品的政府职员；官则是吏的上司。对于人民，官下之吏尚且如此凶狠，则吏上之官一旦出动，虎狼衙役左右簇拥，其待民众又将如何？思之令人胆寒。柳氏“吏为人役”之说正是对当时残酷封建统治的猛烈批判。 其次，是民“佣乎吏”的雇佣观点，属较为典型的市民意识缩影。“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这是上述“吏为人役”观念的继承和发挥。为什么官吏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