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堂里走出教育家.doc

课堂里走出教育家 9月13日晚，在北京市玉泉路66号一栋临街的大楼里，发生了一件不为外人所知的事情。至于它的意义，有人是这样说的：“全世界有这样一件事发生了，这一天就会无限美好。”实际上，它只是一所中学的教师迎新酒会，校长说：“我们把它看得如此之重要，确实发自内心。” 校长端着香槟酒，在被美食包围的场地里走动、站立了一个多小时后，轮到他发言了。在他的新同事里，有来自耶鲁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毕业生，以及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毕业的博士。“十一学校为何能吸引这么多杰出的人才来此？有这个必要吗？”校长问。 他接着做出了回答：我们不仅在办一所学校，也不只是办好一所学校，我们需要杰出人物凝聚在一起，去完成一项使命：培养更多的能改变这个世界的公民，以及把人类领向美好明天的众多领军人物。 校长给自己的任务，似乎简单多了：在你们冲锋陷阵时，肯定也需要一位首席服务官，为你们擦汗、呐喊，这个人就是李希贵。 初来乍到的老师们，或许只会把校长此番话视为一种激励，他们还难以想象：从一间小小的教室出发，自己能走多远？ 好老师在学生的爱戴与追忆中 北京十一学校聚集了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教师，他们曾是应试教育的高手，熟知“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学生”。但在较长的时间里，这个口号还很难从学校的墙上走进他们的内心，主导其教学行为。 2007年10月，李希贵任该校校长大约一个月后，学校要承办一个大型活动，由刘艳萍老师负责。她交给校长一份方案：八个环节，都是领导在忙，与学生无关。校长送她四个字：俗不可耐。刘艳萍又气又恼。 五年后，刘艳萍已脱胎换骨，面对几十名校长，从容讲述那次难堪的经历。她一夜未眠，决定把领导从方案中赶出去。让学生们走进来。她得到了校长的肯定。“教育永远要面向学生展开，他们不是观众，而是参与的主体。”这位团委书记说。 在十一学校“以学生为中心”，不是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们梳理了学校成功的文化与基因，包括寻找教师的定位。老师们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有时像要打起来似的。最后，他们达成共识：教师的职业定位在于，“在学生今日之爱戴与未来的追忆中，寻找富有乐趣的教育人生”，并把它写进了《十一学校行动纲要》中。 其中还有一段话，强调了学生的地位和分量：“学生在你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高，那么你在学校中的价值就有多大。任何一位老师都可以有自己的个性甚至缺憾，但都不可以轻慢学生、忽视教学。”这种轻慢得不到学校的原谅。 另一个问题是，在升官发财的同学、朋友们面前，老师们拥有哪些骄傲的资本？几番争论之后，答案浮出水面：从学生对社会的贡献中寻求自己的价值。“一个老师没有这种心态、境界，永远成不了教育家”。 在学校主干道上的宣传栏里，经常展出优秀校友风采录，其中必有此人与当年的班主任、任课教师的合影。工会还在教师节展示学生们送的贺卡，或把那些令人心潮澎湃的赞语印在笔筒上，送给老师们。校方希望他们从中看到自己的价值。 富有乐趣的教育人生，不能被无休止的会议、表格、检查破坏。该校去年只召开了一次全体教职员工大会，因为上级来考察某位要外出担任校领导的同事。老师们要填的表格也越来越少，管理者们身体力行：最成功的管理就是不给人找麻烦。甚至也不检查老师们的考勤、备课、课堂教学及批改作业的情况。 一位老师感叹说，学校真是要让我们自由成长。连分数这样的评价指标也在高中前两年退居幕后，不出来兴风作浪。十一学校认为，教师肩负着塑造学生精神生命的神圣职责，从事着世间最复杂的高级劳动。这样的职业怎能靠几张试卷、几个数字去判断优劣呢？ 他把这个评价的权力交了学生，引导他们从正面诊断老师的教育教学情况，判断依据是代表教师职业特点的10大要素，如：“我觉得老师能够公平对待每一个学生，做到一视同仁”；“我从老师那里学到了很多分析问题的方法”；“老师注重我品德和良好习惯的培养，让我学会如何做人、做事”等。 校方汇总诊断结果后，所做的只是为每一个指标确定等级，老师接过表格，一目了然：我在哪些方面得到了学生的认可，还有哪些需要改进。校方认为，不同的指标就像苹果和墨水一样，独立去看，清楚明白，如果把它们混在一起，就会成为怪物。 从中科院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专业毕业的屈楠博士说，学校以各种方式让所有老师把注意力集中在学生身上，不要陷于斤斤计较之中。这个年轻人说：“我们考虑的，是怎么样对学生更有帮助。”这所学校规定，只有学生的成长才是教师的业绩。 “今天提教育家办学，与过去提的校长办学有本质区别。李希贵我们希望办学的价值，发生在学生身上，影响不同学生个性的成长，使每一位学生都受益。” 重新造车，让车飞了起来 两年前，李希贵鼓动王鲁豫来十一学校任教，“会有你想象不到的变化”。她不以为然。王鲁豫时任泰山外国语学校副校长，几乎拿遍了山东英语教育界的各种荣誉，是学校绝对的权威，一些老师甚至不敢走进她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