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弃建国理想导致原则性腐败.docVIP

在美国仍然相信民主制度的人和在中国仍坚信共产主义理想的人一样少，倘若他们的轻信不是完全出自无知的话。美国和中国是两个典型的否定，背叛了建国理想的国家，统治阶级的意志是无足轻重的，制度和法律是对民族性格和社会现实的反映，贵族所能做的也只能是顺应潮流，他们应该比平民更少理想主义的倾向，既然他们首先是制度转轨的受益者，又何苦为了改善人民大众的生存状况，冒着被批判和打倒的风险强行，重新赋予建国理想许诺给人民的权利呢？如果美国人民情愿以生命捍卫民主和自由，倘若中国人依然像雷锋和董存瑞那样深信共产主义理想，这两种理想又怎么可能失败呢？是人民先放弃了革命年代的美德，他们证明自己配不上国父为他们规划的道路，上等阶层只不过认可了既成事实，你可以指责贵族软弱，他们的确向现实低头了，但在他们的内心仍然期盼着华盛顿，林肯，毛主席，周总理的再度降世，只要有理想主义的实力者愿意来领导他们，贵族就愿意抛弃已经拥有的一切投身到革命，或改良运动中去，若上苍已经对人类善变，叛逆的性格感到厌烦，无法容忍而不愿意让圣子降临，我们除了在这个不尽如人意的世道里继续忍受下去，还有别的可做吗？ 我最喜欢《国际歌》里这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只能靠我们自己。”可孟德斯鸠也说，“人民完全不适合参与政治”，所以共产主义革命理想驱动的就只是造反的热情，于是人民大众的英雄不是李自成就是王莽，王莽伪装成圣人和“人民之友”人民就轻易上当，当他登上权力顶峰也就不再需要对人民的怜悯，翻脸无情了；李自成则是在革命初始有着真诚的救世理想，可是随之而来的金钱，名誉，豪宅，美女比任何反动派的炮弹都厉害，都更容易瓦解他的品格，人民很难保持住他们的骨气，穷的时候人人都可以清高，都敢宣称“我不爱财”，但实实在在的物质享受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的灵魂，或将半吊子的“革命家”和“民主人士”打回原形。人民不相信贵族，但他们首先应该怀疑自己的政治品格，更应该反思他们的思想境界和专业水平是不是真能胜任管理国家，是不是担当的起决定自己命运的重担。“在品德消失以后，野心和贪婪占据了人心，使他们滥用自由去对抗法律，蔑视节俭，崇尚享乐，放肆地占有公共财产，他们让国家沦为巧取豪夺的对象”，政治品格是民主国家的基石，欠缺德性一味追求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必定走向专制，公民社会要求人民的道德水准要普遍达到，甚至高于君主国家中贵族的平均水平。中国的文化革命是专制统治下暴君（四人帮）煽动暴民用“自由”践踏法律秩序和人类尊严的典型案例，特权阶级（造反派）和国王本人可以肆意篡改和废除法律，用“运动”取代法制的社会就是专制社会，而不管他们原本是不是出于比较好的意图（谁有权判断好坏，人民自己？），文化革命和五四运动中的中国人都无视国家的根本大法，还自以为很光荣，这就是野蛮人的习性，以守法为羞耻，以暴力抗法为光荣，只要发现有不合意的法律，有不称职的官员他们就要游行示威，就威胁罢工，要造反，他们只会怨恨政府的不公道，其实就算让野蛮人自己制定法律他们也一样不会遵守，文革中最先受到冲击的就是司法部门，我深深地感到神圣同盟有维持下去的必要，因为只要镇压革命的力量软弱就一定会爆发革命，它不仅毁灭民族文化而且对外国商旅也构成威胁，如果一切与外国人签订的合同只要不对国人的口味就可能被宣布为“不平等条约”，就以“卖国”为由不予承认，随便废除，中国人给世界的印象就永远是留着猪尾巴的下等野人，因为中国人蔑视商业原则，更不具备法律精神：你认为条约苛刻就别签，签了最好别反悔，否则别怪我们手下无情（别说是强迫签的，人家强迫你死你也照办吗？）。中国人无法无天的天性和他们虚伪的“民族意识”（明明汉奸遍地，明明争先恐后往西方跑，竟然还恬不知耻地说自己‘爱国’？）摧毁了建立法治社会的一切可能，如果一种暴政的权力依据和革命热情仅仅是人民大众要求剥夺富人财产，那么这个国家最擅长的一定是对无权者最彻底的剥夺和洗劫，因为以法律的方式宣布人民有权剥夺富人财产的国家（比如苏联，中国），同样能制定出，而且迟早要制定出使富人能合法剥削穷人的法律，所有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一个阶级占有另一个阶级的法律都是不义的，它肯定会在适当的条件下向另一个原本它想要避免的极端逆转。 贵族统治下的公民由于受到法律约束而较少需要好品格，他们的义务仅仅是顺从统治阶级的意志，但需要自我约束的由人民大众掌握权力的公民社会则要靠品德维持，首先必须建立起“道德社会”，然后才可能有“民主社会”，否则道德和民主都不可能维持下去，都必将走向堕落或演变。从教育成本的角度考虑，贵族政体更容易建立法治社会，法治社会是道德社会的前提，或经由它进化至道德社会，因为贵族政府更需要强制力（法律，道德，习俗）要求大多数人的服从，而在公民大多数掌握权力的条件下，任何自我约束的主张都无非是妄想，民主政府中没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