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小康 王处辉大小康 王处辉.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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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小康 王处辉大小康 王处辉

论传统“大同”与“小康”的理想社会秩序观 王处辉/胡翼鹏 【专题名称】社会学 【专 题 号】C4 【复印期号】2005年08期 【原文出处】《南开学报:哲社版》(津)2005年02期第93~98,123页 【作者简介】王处辉,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071) 胡翼鹏,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天津 300071) 【内容提要】 《札记·礼运》的“大同”与“小康”,是中国古代社会理想的经典概括。从宇宙星象的时间—空间秩序抽象而来的天道,是论证大同世界与小康社会的思想背景,所以,无论大同还是小康,都是以“道”为终极根据,追求理想的社会秩序:伦理秩序、生活秩序。因大道之彰隐不同,从而体现天道的社会形态不同,使得社会互动准则也就不同:“公”与“札”是分析大同与小康的关键词。大道流行,“公”作为一种价值理性,是整合社会秩序的基本准则;而大道隐没,来自宇宙天道的终极根据萎缩,于是,“礼”作为一种工具理性,成为规范社会秩序的另类选择。因此,大同与小康殊途同归,都是强调整合社会秩序的理性主义取向。 【关 键 词】道/公/礼/社会秩序/社会理想 《礼记·礼运》中关于“大同”与“小康”的论列,是中国古代社会理想的典型概括。晚清以来,在近现代思想文化的剧烈变动中,西学东渐,西方乌托邦的冲击,激发起中国思想家重新理性建构理想社会的热情,大同世界与小康社会的美好景观重新从思想的边缘走向理论的中心,成为表达新观念、承载新思想的平台。“大同”与“小康”也经过不断的诠释和称引,而逐步走向经典化,出现了康有为的“大同社会”,孙中山的“天下为公”。于是,“大同”与“小康”作为社会理想的隐喻,一度风光无限,备受青睐。对大同小康思想资源的重新审视,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也是对当下的理性思考。   1 《礼记·礼运》中关于大同世界与小康社会的描述,已为人们所熟知。但为了分析之便,现仍需引述于次: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文本是诠释的基础。从文本的叙述来看,大同与小康是两种风格不同的社会形态,社会结构、价值理念、伦理关系等方面,在形式上表现出很大差异,甚至对立。究竟是何种因素造成大同与小康不同的表现形式?追根溯源,可以发现,二者的终极依据不同:大道之行的结果是大同,而大道既隐的结果是小康。这样,就需要对“道”作出诠释,以考察大同与小康的真实内涵。 大道,并不是思维世界的神秘抽象,相反,它是一切价值合理性的终极根据。古代中国人坚信,天地四方宇宙星象所构成的空间秩序是一切合理性的永恒象征。人类对天象的心灵敬畏和观念依赖,源于对宇宙星象和生存困境的主观归因建立的虚拟联系。当然,这种联系并不完全是一种虚无的比附,它来自生活经验的感性认知。在文明早期,天象的变化和早期宗教观念相结合,使处于生存困境的人们感到疑惑,也很容易把人世中的某些生活经验与天象变化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在追问生存困境的根源时,人们注意到生存困境与天象变化确实存在某种相关关系,这种感性经验不断放大,天象变化就成为确信不疑的终极因素。天象变化表现为日月星辰等天体相对位置的变化。这种变化,具有一定的时间周期,遵循特定的运行轨迹和空间秩序,正是这种日月星辰的时间—空间秩序又进而被理解为宇宙的恒定法则,古人把这种恒定法则称为天之道。道,是表征中国古人理解的宇宙秩序、伦理秩序、精神秩序及其统一性的概念,其基本的意义是人行之路,于是,日月星辰的运行之路就是天道。概念的发展使得道和天道具有了法则、秩序、规律等自然哲学的意义,又具有了规范、原则、道义等社会思想的意义。而且,西周后期和春秋时代渐为发达的星象学与占星术,为宇宙天道与社会人事之间建立了一种神秘联系,这种源于古人经验世界生存困境的过度归因,产生出一种“人法天”以顺适天道的观念。天道乃是自然无为的宇宙法则,是人应当因顺效仿的行动规范,从这个意义上,天道不是与人类社会历史无关的运行轨迹,而是具有普遍性的变化法则,自然、社会、历史都不能逃离这个普遍法则的支配”[1](pp.67~70)。 不过,儒者一系的思想家、政治家并不执著天道。随着人们对天道与人事的认识不断加深,西周以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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