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小康 王处辉大小康 王处辉.doc

论传统“大同”与“小康”的理想社会秩序观 王处辉/胡翼鹏 【专题名称】社会学【专 题 号】C4【复印期号】2005年08期【原文出处】《南开学报：哲社版》(津)2005年02期第93～98,123页【作者简介】王处辉，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071）胡翼鹏，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天津　300071） 【内容提要】 《札记·礼运》的“大同”与“小康”，是中国古代社会理想的经典概括。从宇宙星象的时间—空间秩序抽象而来的天道，是论证大同世界与小康社会的思想背景，所以，无论大同还是小康，都是以“道”为终极根据，追求理想的社会秩序：伦理秩序、生活秩序。因大道之彰隐不同，从而体现天道的社会形态不同，使得社会互动准则也就不同：“公”与“札”是分析大同与小康的关键词。大道流行，“公”作为一种价值理性，是整合社会秩序的基本准则；而大道隐没，来自宇宙天道的终极根据萎缩，于是，“礼”作为一种工具理性，成为规范社会秩序的另类选择。因此，大同与小康殊途同归，都是强调整合社会秩序的理性主义取向。 【关 键 词】道/公/礼/社会秩序/社会理想 《礼记·礼运》中关于“大同”与“小康”的论列，是中国古代社会理想的典型概括。晚清以来，在近现代思想文化的剧烈变动中，西学东渐，西方乌托邦的冲击，激发起中国思想家重新理性建构理想社会的热情，大同世界与小康社会的美好景观重新从思想的边缘走向理论的中心，成为表达新观念、承载新思想的平台。“大同”与“小康”也经过不断的诠释和称引，而逐步走向经典化，出现了康有为的“大同社会”，孙中山的“天下为公”。于是，“大同”与“小康”作为社会理想的隐喻，一度风光无限，备受青睐。对大同小康思想资源的重新审视，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也是对当下的理性思考。　　1《礼记·礼运》中关于大同世界与小康社会的描述，已为人们所熟知。但为了分析之便，现仍需引述于次：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文本是诠释的基础。从文本的叙述来看，大同与小康是两种风格不同的社会形态，社会结构、价值理念、伦理关系等方面，在形式上表现出很大差异，甚至对立。究竟是何种因素造成大同与小康不同的表现形式？追根溯源，可以发现，二者的终极依据不同：大道之行的结果是大同，而大道既隐的结果是小康。这样，就需要对“道”作出诠释，以考察大同与小康的真实内涵。大道，并不是思维世界的神秘抽象，相反，它是一切价值合理性的终极根据。古代中国人坚信，天地四方宇宙星象所构成的空间秩序是一切合理性的永恒象征。人类对天象的心灵敬畏和观念依赖，源于对宇宙星象和生存困境的主观归因建立的虚拟联系。当然，这种联系并不完全是一种虚无的比附，它来自生活经验的感性认知。在文明早期，天象的变化和早期宗教观念相结合，使处于生存困境的人们感到疑惑，也很容易把人世中的某些生活经验与天象变化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在追问生存困境的根源时，人们注意到生存困境与天象变化确实存在某种相关关系，这种感性经验不断放大，天象变化就成为确信不疑的终极因素。天象变化表现为日月星辰等天体相对位置的变化。这种变化，具有一定的时间周期，遵循特定的运行轨迹和空间秩序，正是这种日月星辰的时间—空间秩序又进而被理解为宇宙的恒定法则，古人把这种恒定法则称为天之道。道，是表征中国古人理解的宇宙秩序、伦理秩序、精神秩序及其统一性的概念，其基本的意义是人行之路，于是，日月星辰的运行之路就是天道。概念的发展使得道和天道具有了法则、秩序、规律等自然哲学的意义，又具有了规范、原则、道义等社会思想的意义。而且，西周后期和春秋时代渐为发达的星象学与占星术，为宇宙天道与社会人事之间建立了一种神秘联系，这种源于古人经验世界生存困境的过度归因，产生出一种“人法天”以顺适天道的观念。天道乃是自然无为的宇宙法则，是人应当因顺效仿的行动规范，从这个意义上，天道不是与人类社会历史无关的运行轨迹，而是具有普遍性的变化法则，自然、社会、历史都不能逃离这个普遍法则的支配”[1](pp.67～70)。不过，儒者一系的思想家、政治家并不执著天道。随着人们对天道与人事的认识不断加深，西周以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