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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到民国初妇女在婚姻家庭中地位权利的变化 －读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有感 作者及作品介绍： 黄宗智先生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华盛顿大学博士。现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历史系教授。主要学术兴趣为明清以来社会史、经济史和法律史。主要著作有：《法律、习俗、与 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等。 《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是作者继《》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之后第二卷。在黄宗智先生看来，法律的表达与实践是不同的，因为法律的实施受制于很多客观现实。本书从典、田面权、债、赡养、妇女婚姻权等五个与社会生活密切关联的部分先读者展示了清代与民国的法律在这五个社会生活领域的表达与实践的不同 婚姻、家庭制度，决定于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制度，决定于政治状态，还受传统的习惯支配；它们也影响着社会历史的变化和发展。因此历史研究必须把婚姻、家庭、妇女的问题包括在内，需要把它们同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风俗习惯等领域一起进行考察，才可能把握社会全貌和阐明历史的进程。本文所要讨论的是清代到民国妇女在婚姻家庭中权利地位的变化 清代到民国初妇女在婚姻家庭中权力地位的变化 清代 妇女的婚姻自主权 清代法律从来只赋予妇女在社会中从属的地位，视为丈夫的附属物。因此清代妇女对自己的婚姻基本无自主权可言。清代律法赋予了男女双方父母主婚权，在重男轻女的时代，如果说男方尚有选择的余地的话，那么女方就基本无选择的权利，她们大部分只能被许配给父母中意的人家。另外，清代还有童养媳的陋习。法典本身没有正式承认这一习俗，但在那时，刑部承认并容忍了它，因而使其具有少些的合法性。在允许人们把年幼的女儿卖作童养媳时，刑部所持的态度和对待被迫把自己的妻子卖与他人为妻妾的穷人的态度一致。一方面，他承认广泛存在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以同情困境中的穷人作为解释理由。法律应该同情那些为生存所迫而出售其妻女的人，不应惩罚他们。因此，对于童养媳来说，其命运更悲惨，如果婆家家境颇佳，丈夫在世，她的生活兴许有了个保障，但如果当夫家家境贫寒或丈夫过世，她有可能被夫家卖出或为丈夫守贞一生。 清代法律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妇女再婚的自由。清代法律规定妇女在丈夫亡故；丈夫外出没有消息，没有明确的亡故的消息，但是年代已久；被丈夫或者夫家典卖的情况下有再婚的权利。但是在更重封建观念的束缚下，一个想要再婚的妇女的再婚请求权很难得以保全。 妇女的财产权 妇女在家庭中的财产所有权是妇女地位的一个重要体现, 但在中国古代, 妇女在结婚后没有财产所有权, 更没有财产管理权。中国古代妇女的活动范围主要就是在家庭中, 她们在婚后所能处理的财产很有限, 只能是自己的日用衣饰用品而已, 对于自己从娘家带去的妆奁也没有管理权。如果夫死再嫁或被夫家逐出, 这些妆奁也是不能带走的。妇女在家庭中的这种处境使她们除了当男人的附属品之外不可能有什么别的选择, 女人的独立自主根本是无从谈起的。清朝末年法律改革时由于政府的注意力并不在于人的个性的发展与妇女的解放, 所以在妇女的财产所有权与管理权方面没有明文规定。一般情况下女儿在家中无财产继承权，只有在家中无子的绝户人家女儿才有有限的财产继承权。对于寡妇来说，对夫家财产的继承权也收到严格的限制。首先要求其守贞，不得改嫁。其次，寡妇对于自己继承的夫家遗产没有处分的权利。再次，寡妇所继承的遗产份额一般只够解决她和子女的温饱。如果寡妇为了生计被迫改嫁，她从娘家带来的嫁妆也归夫家所有。 3、人身权 由于清代法律不承认妇女的自主地位，妇女也无人身权可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纵容妻妾犯奸：这一条律主要涵盖把妻子卖给他人作妻妾（“买休卖休”）和把妇女卖给妓院（“卖娼”）。清代“买休卖休”一词字面上与丈夫终止婚姻（“休”）有关，但明显的意味着妻子是被出售给别人做妻妾。虽然清代法律禁止买卖妻子，且规定犯罪责任不是由妇女，而是由那些占主动地位的人承担，妇女从属于这些人：丈夫、父母，或鼓励或允许她们卖娼的公公婆婆。但是，在18世纪，买卖妻子变得十分普遍，以致清代司法者承认、容忍了它。至迟在1818年，刑部采取这样的立场：丈夫如因贫困所迫出售妻子将不会以违反“买休卖休”律而受到惩罚。 （2）略人略卖人：最初的略人律仅只提到出售妇女和女孩（以及男子和男孩）为奴。但在清代添加了几条例，提到了该问题的其他方面。结果，最初只有狭窄用途的律变成了一个涵盖了各类买卖妇女行为，不仅包括被亲戚，也包括被外人买卖；不仅只是被卖为奴，也包括被卖为娼或与别人做妻妾等等。事实上，此律的范围变得宽泛到足够与前面的“买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