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荡寇志》看俞万春的精神世界（12页）.docVIP

从《荡寇志》看俞万春的精神世界 绪论 《荡寇志》是一部争议良多的小说。在晚清时，不少文人称之为“一部大吉祥书”，“其功非浅，抑亦可以不朽”；二十世纪以来，更多的人讥之为“御用奴才”献媚工具，“反动小说”，持这种观点的文章有《荡寇志对水浒传的反扑》,《荡寇志是怎样丑化梁山义军的》，等等；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对《荡寇志》的研究开始“以回归文本、理性阐述为主导方向”，认为《荡寇志》反映了俞万春的“末世心态”，小说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时代、社会根源”，这类文章有《此儒家非彼儒家——水浒传和荡寇志文化价值取向之比较》，《论荡寇志作者的儒家思想》，等等。刘天振撰写《20世纪荡寇志研究的回顾与检讨》一文，梳理了20世纪《荡寇志》小说研究的脉络，实为重要参考。 然而，以上观点虽非无稽之谈，却“各照隅隙，鲜观衢路”，笔者试问： 1《荡寇志》既“以尊王灭寇” 为宗旨，但“猿臂寨”也是“寇”，且“猿臂寨”众人卑劣、残暴之程度远超梁山，为什么梁山必亡，而“猿臂寨”兴盛？这里面隐藏了作者怎样的思维模式？ 2高俅、童贯、高衙内等可憎可恨之人为什么在《荡寇志》中前后面目不一，仅仅是创作上的逻辑漏洞所致？一部“感兆于嘉庆之丙寅（1806），草创于道光之丙戌（1826），迄丁未（1847），寒暑凡二十易，始竟其绪”的小说，怎么可能会不经过审慎的检视而轻易完结？这些可憎可恨之人究竟在书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从笔者罗列的观点中，这些问题无从找到一个根本性的答案。因为那些观点预设框架，使前提周严，因之而立论：爱之者预先站在了朝廷秩序纲纪的一边，恨之者则把俞万春放在了人民大众的对立面，同情之了解者却彻底融入了作者的角色中。笔者以归纳代替演绎，结合大历史，从文本出发，分析作者的精神世界。小说的问题集中于作者的人文精神的缺失上，体现于历史理性的不足，社会责任和道义精神的缺失，以及归咎于下、诿过于民的逻辑上。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将结合文学创作的外部社会环境以及内部的文化心理结构，剖析小说里的相关文学现象。 关键词： 嘉道衰世的社会精英 历史理性 社会责任和道义精神 归咎于下、诿过于民 第一章 嘉道衰世官僚和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 俞万春（1794——1849）所处的时代是清朝由盛而衰的分水岭。“当乾隆皇帝1795年逊位之际，清王朝已走过了它的巅峰”，留给嘉庆皇帝的是一个外强中干的国家，是年俞万春出生仅一年。此时，“清王朝的衰落在传统上包含有官僚制度丧失了道义和行政活力的意思”，制度本无“道义”可言，只能是官僚“丧失了道义”。官僚多为科举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朝为官僚，在野为士绅，是以官僚和知识分子名异而实一。俞万春“博极群书”，被誉为“一代硕儒”，他出身官宦之家，耳濡目染的是官僚的言行，后来还参与了对“粤东瑶民之变”的镇压行动，“身是清朝官吏”，其精神世界兼具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僚的气质。所以，对于《荡寇志》的解读不能不联系“嘉道衰世”官僚和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 从嘉庆（1796——1820）初至道光（1821——1849）年间，官僚和知识分子精神面貌是这样的：洪亮吉嘉庆四年疏，谓：“十余年来，士大夫渐不顾廉耻。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长以倍，而求拜门生为私人者；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于抗礼者。太学三馆，风气之所由出，今则有昏夜乞怜，以求署祭酒者，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翰林大考，国家所据以升黜词臣，今则有先走军机章京之门，求认师生，以探取御制诗韵者。行贿于门阑侍卫，以求传递，代倩藏卷而去，制就而入者。大考如此，何以责乡、会试之怀挟替代？士大夫之行如此，何以责小民之夸诈夤缘？辇毂之下如此，何以责四海九州之营私舞弊？”此则在嘉庆初也。曾国藩：“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摺言地方之利弊。”此则在道光朝矣。 道光朝在中央任职的官僚群体中，“一位官位很高的廷臣曾透露，升官的秘诀乃是‘多磕头少开口’”，此人即是曹振镛。道光皇帝“1820 年登极的时候，他马上把北京的显宦曹振镛（1755—1835年）倚为心腹，此人至死一直都是皇帝的亲密顾问，身兼内阁和军机处的首脑二职”，曹振镛“要道光帝相信，不必要为官员们每天进呈的潮水般的上疏言事而大感痛苦；因为官员们认为他们的职责就是要把问题条陈上来，不管有事无事都得这样做。但也不要给上条陈者警诫或给予处分，因为那样做就等于忽视直率的批评，而这不是一位儒者君主所应采取的态度。因此，应该让他们相信，他们的申诉已达宸听，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他们申诉的数量应有所减少。曹振镛的解决办法很简单。皇帝只要粗粗看看奏折中书写和行文的错误，然后惩戒那些疏忽者就行了。用这种办法，他就能够显示他自己已注意到了奏折中的细节，同时又能严惩那些庸人自扰的人，而对所请示的问题则可以轻轻带过”，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