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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牌中国社会结构面包的腐坏——《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白荷菲 笔者写出这样一个题目，是借用了黄仁宇先生在其《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一文中所作的一个比喻。先生把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比作“潜水艇夹肉面包”，上面一块大而无当的长面包是文官集团，下面的一块长面包则是成千上万松散的农民。而笔者在通读《万历十五年》一书两遍后认为，黄仁宇先生所说的这样的面包无疑是“道德”牌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走向穷途末路也应当归因于道德替代法制主宰了中国两千年，已经积弊难改，裹挟着社会上的所有构件和个体，大至皇帝这一象征、首辅以及其所属的庞大文官系统、与文官对应的武将队伍、零散失序的财政制度、与外隔绝的农村体系，小至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都御史海瑞和抗倭名将戚继光这一个个个体，与之一同腐坏败落下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一书看似以人物志的形式讲述了几个万历年间的重点人物，实则内在逻辑严谨地突出了在1587年这个平淡无奇却暗藏波澜的时间点前后中国社会结构中彼此联系的重大问题。皇帝对帝国的统治必须合乎礼法受到文官的牵制，首辅对政事的处理无论是如张居正般果敢独断还是申时行般周旋调和都无法根本解决道德至上带来的效率低下和官僚腐败，财政制度即使再凝固失效只要与文官制度的统一协调不相冲突就可长期延续，国家边境安全的保障也绝不能威胁到文官体系的地位，纵使思想上自由因素觉醒的哲学家李贽也无法克服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