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说.docVIP

钱先生推重杜佑的《通典》是因为中国的史书，最开始是《尚书》中的《西周书》，我们称之为“记事体”或“记言体”。第二是孔子的《春秋》，我们称之为“编年体”。到了太史公的《史记》，我们称之为“纪传体”。以后的史学上只不过在沿袭这三体，一直到了独有的《通典》出现，才有第四体，普通称之为“政书”。因为它专讲政治制度，所以称作“典”。钱穆先生说，从前的读书人，有几部极大的人人必读之书。第一是经书，如说五经，十三经。第二如说《史记》、《汉书》，或说四史，以至后来的十七史、二十四史等。除此之外，就是三通。唐独有的《通典》，宋郑樵的《通志》，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这三通的题材各不同。到了清朝人，就来分别一样作《续通典》、《续通志》、《续通考》。这些需的，只续到明代。清代人在编《清通典》，《清通志》，《清通考》（当时叫《皇朝通典》、《皇朝通志》、《皇朝通考》）。这样就成为了九通。九通以后，从乾隆到光绪，请代人只有一部再续的通考，这样有合成了“十通”。即是十部通书，在史学方面也是极为重要的，而杜佑的《通典》是这类史书??政书是讲典章制度的书，读文言典籍，想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历史名物的底细，常常要参考它。常用的政书有“通典”三种，“通志”三种，“通考”四种，简称《十通》。43．《通典》二百卷——唐杜佑编44．《通志》二百卷——宋郑樵编45．《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元马端临编46．《续通典》一百五十卷——稀璜等奉乾隆皇帝命令编47．《续通志》六百四十卷——同上48．《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卷——同上49．《清朝通典》（原名《钦定皇朝通典》）一百卷——同上50．《清朝通志》（原名《钦定皇朝通志》）一百二十六卷——同上51．《清朝文献通考》（原名《钦定皇朝文献通考》）三百卷——同上52．《清朝续文献通考》（原名《皇朝续文献通考》）四百卷——清末刘锦藻编中的首创！钱穆先生常说，史学当有三种工作，即考史、论史、著史。他认为《史通》向来列为一部评史的书，但评史更重要是在评论这一时代的历史。但《史通》只是评论“史书”，不是评论历史。钱先生认为，史书记载“史情”，应具“史意”。所谓“史情”就是一件事的实际情况。如汉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这是一件事，其实际情况就是“史情”。现代人认为是方便专制，但钱先生认为完全不符合当时历史实情。故对每一件史事背后，要懂得探究其实情，这实情背后就有一个“史意”。学历史的人，就应该认识这个史之意。如研究《春秋》，就该认识春秋时代这段历史背后的一番意向，才能真明白到那时历史事件的真实情况。钱先生所说的“史学”指此。我们要来批评历史、考史、论史也该从这个地方去注意。但刘知几的《史通》尽在那里论史书、史法。如《史记》怎样写的，《汉书》怎样写的，写得好和坏，尽在写实的方法上着眼。照钱先生的讲法，史书最重要的要能看出当时这许多事背后的实情与意向，而刘知几《史通》在这方面是缺乏的。他只注意在几部史书上的文字上，没有注意到史的内容上。他只论史法，没有真接触到史学。钱先生认为，苟无史学，她所论的诗法，都是肤浅的、皮毛的。事法的根源，并没涉及。孔子《春秋》是有史法的，但《春秋》史法之来源，则在孔子对春秋时代之史情与史意，由他的一番极深的看法。对史家的要求，刘知几要求史家有三长，才、识、学三长，缺一不可。史才即编撰史书的才力；史学，历史知识；史识、对于历史的看法观点。章学诚比刘知几多一长-史德，提出史家四长，章学诚在三家客观察事物，如实加以记载，不得凭私意进行褒贬，若史家没有心术，纵然有才学，也只会写出秽史、谤书。 章实斋发展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于“才、学、识”之外，提出“史德”问题。他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史德》）具备“义、事、文”方可称为“史学”。“义”指历史观点，“事”指历史事实，“文”则是表达的文笔。在章氏看来，三者以“义”为主，而“事”与“文”不过是求“义”的根据和技巧而已。然后，“义”毕竟是史家主观的东西，那么，如何使主观的“义”与客观的“事”一致呢？章氏认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这是说，史家治史要有尊重历史真实的基本态度，即“填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态度。这里的“天人之际”，是指客观的史实与主观的史家而言，要求史家不以主观的偏见代替客观的史实。所以，章学诚所说“史德”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治史态度。只要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就“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史德》）这是“欲为良史”的基本条件。杜佑出身于名门望族，曾在地方和朝廷担任要职。801年他将《通典》一书上呈君主。《通典》为一部长篇典章制度史，共200卷（今版约5000余页）。当时，地方政府各行其事，危及朝廷的权威，杜佑编纂《通典》是为了寻求扶危解困之道，目的是为了改革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