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道德困境1解析.ppt

中国革命的道德困境 中国共产党可能是指具有美德并拥有资格的“社会承担者”，这种美德是指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艰苦朴素、目标远大和疾恶如仇等等品德的集合。 中国革命绝非仅仅是一种关于政权转移的革命，而同时也是一场道德意义上的革命，用高华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塑造共产主义新人的空前绝后的人类试验。 道德严格主义是传统中国读书人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中的一种特殊的价值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对于读书人来说，“要时时刻刻，分分毫毫的小心注意，才能成为一个道德上完善的人”，“人们必须要极度戒慎小心，才能从日用流行，也就是最世俗的生活实践中，表现出道德的境界来。 道德主体的完成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而是必须时刻将自我放置在被审视的位置观看和反省，人性有沉沦和陷溺的可能，因此必须尽心尽力去将人性中的幽暗转化成为澄明之境。 李大钊与妻子赵纫兰相敬相爱。他妻子是年长他几岁的家庭妇女，没有文化。留学归来后的李大钊身为文坛名流，有人劝其将此糟糠之妇下堂，他断然不肯。社会上有不少军阀政客和反动文人仇视他，却无人攻击他的私德。 1933年，李大钊逝世六年之后，北大同事感李大钊之事迹，相与发起厚葬，13位发起人有：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马裕藻、马衡、沈兼士、何基鸿、王烈、樊际昌等，每人捐20元。后梁漱溟等各捐50元，马叙伦等各捐20元，李四光等各10元。在上海的鲁迅捐了50元，汪精卫一人就捐了1000元，陈公博300元，戴季陶100元。这张捐款清单现保存在首都博物馆。 1921年中共成立前夕，后来成为党的领袖的张闻天还在呼吁一种理想的爱来融化现实世界的仇恨与罪恶，并认为这种无抵抗主义才是真正的革命而非奴隶式的服从。他说：“我始终相信一个人底主张和行动，如若希望对于他人有丝毫的影响，有一分的效力，非有高尚的人格不可，没有人格底人们不配谈什么运动，主张什么主义，就使配谈，配主张，也休想希望对于他人有什么影响和效力。”，“充分的发展爱就是充分的发展生命，要充分的发展爱非把心地保持的光明，保持的纯洁不为功，那末挑起对于敌对的怨情心，仇视心，妒忌心等底主义是不会达到爱的了。无抵抗主义就是使灵魂不染一点污点底最好方法，就是要实现这种爱的最大的道路！” 1927年中共掌控的《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一篇《甚么是反革命》的文章，虚虚实实罗列了32项“反革命”行为，后增至53项。范围不仅涉及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经济等领域，更泛化到伦理道德和个人私生活、性格、品行等层面，除助长军阀、勾结帝国主义、破坏工农运动、反对联俄联共等“正宗”反革命外，连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畏难苟安、委曲求全、阳奉阴违、好逸恶劳、行动暧昧、模棱两可、吸食鸦片、赌博嫖娼、骄傲自信、感情冲动、意志不坚、重视个人感情、抱家庭乡土宗族观念、党员不纳党费、不参加会议等等，都被归入到“反革命”行列，泛化、激化到令人叹为观止，也意味着“‘革命’意识形态开始向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伦理渗透”。换言之，全面摧毁旧道德系统而重建一个新型的道德体系，是早在1920年代就已经扎根到革命党人的政治观念与意识形态之中了，也开始在日常生活中强力推动。 1940年代的延安，党组织终于有一个相对封闭而自足的空间来全面实施这一套改造人类道德生活的方案。我曾经在一篇书评中指出，中国革命者的一个核心问题，即所谓组织纪律性问题，典型的如军队中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纪律具有强制性与普遍性，纪律要求服从与遵守，且不容置疑和挑战，但纪律所要求的服从，其目的却并不在于生产机械死板的消极接受者，它要求经受思想改造后的新人具有一种革命者的德性，将外在的组织纪律性完全内在化，升华成为一种共产主义人格的自觉意识，从而提升一种充满战斗意志和忠诚感的革命者的“主体性”。 传统社会的德性，强调的是个体自身的道德努力，是在松散的儒家世界里借助于道德实践与道德言说来完成的，德性造就人格，但这人格追寻却容许存在自由度和个异性，所谓为仁由己，各有路径，它基本上是反对公开展示德性的，认为这会使德性沦落为作伪和表演。而在延安时期的锻造组织纪律性的过程里，德性必须成为政治空间里可供审查和展览的公开化品质，而审核的标准则掌握在党组织那里。批评与自我批评未尝不是一种有效的提升德性的方式，但若误入歧途走火入魔，则可能极大地损害德性的完善，关键在于临界点和分寸感的掌握。 李锐、范元甄作为一对投身革命的知识青年，有着革命知识青年共通的特质：理想主义的气质、浪漫主义的情怀，对政治现实的深刻不满，渴望平等而民主的生活等。延安的刻板生活毁坏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范元甄在整风运动前的日记里，对于延安的生活颇多抱怨，尤其是对于“周末夫妻生活制度”等不合人之常情常理的安排更是腹诽不已。 1941年12月17日，范元甄在致李锐的信中说：“今天开会，党的小组长提到星期一回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