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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故事 | 漫话语用学和我（何自然） 2015-06-07?何自然?外语学术科研网 本期为大家请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何自然教授。何先生系我国著名语言学家，长期领航中国语用学研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语用学教材《语用学概论》，组织召开了全国第一届语用学研讨会，创办了中国语用学研究会，培养了一大批语用学研究者。何先生善于从外语教学实践中挖掘语用学理论，他的“语用学的研究及其在外语教学上的意义”、“模糊限制语与言语交际”、“中国学生在英语交际中的语用失误” 等论文引领了面向外语教学的语用学研究。何先生锐意进取，率先把语用学与翻译学、语用学与跨文化交际学、“语用”与“认知”结合起来，进行跨界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果。他所撰写的“汉英翻译中语用对比研究”、 “言语交际中的语用移情” 、“ 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离格现象刍议” 等论文 , 在外语界和汉语界影响深远。2003年，何先生又把语言模因论引进中国语用学领域 , 极大促进了我国语用学研究的发展 。 学习语言的人都很注重语言的使用和理解。我学语言，为了提高语言使用技巧和语言理解能力，除了加强语言实践、不断积累使用和理解语言的经验之外，我还掌握一些语言的语法规则和修辞知识 。 其实，我真正想学的是后来才出现的语用学，按许国璋先生的说法， 是语言本体诸相中语用分相涉及的内容。 我记得少年时代习惯的学习方法就是背诵、强记。为了不让我们成为“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五柳先生，语文老师总是提醒我们熟背之外还需深刻理解文意，强调要学会同一说法的不同表达方式。每学一词、一语都要习惯追求这些词语的各种同义表达。 这样的好处是，当老师要求复述或写作时，我们除了能够熟练地引用范文的现成词语之外，还能够运用其他的一些表达方式。结果，老师满意，学生也满意；做学生的因此而得到较高的分数，自然乐此不疲。 多少年来，只要是学习语文，无论是汉语还是外语，我总喜欢追求一个意思多种表达。直到我当上了外语教师，我还把这个我认为颇为成功的学习语言的经验介绍给我的学生。可是，随着语言理论学习的深入和外语能力的提高，我发觉总让学生不分场合地一味追求一个意思多种表达的方式来学外语是行不通的，因为学生无从掌握在什么场合要用哪种表达方式才算恰当、得体 , 从而取得最好的交际效果。 美国语言学家 Bolinger 在他的专著《意义和形式》的前言里说，语言本身可以做到“一种形式表达一个意义，一个意义使用一种形式”。 Quirk 在为这本书写的序言中也指出：“没有意义上的差异就没有形式上的不同 。” 这意味着不存在所谓一语多说，即不可能做到同一意思多种表达，因为语言形式不同，意思就不会完全相同 。 在这些论说的启迪下，我开始注意语言理解和应用的场合，注意到要“不同的山上唱不同的歌”的问题。于是我开始注意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如何选择恰当的词语，也注意到交际双方的心境和状况如何影响词语的理解和使用等问题。我是学外语的，所以我认定，在研究语法结构的同时 , 更要涉猎一些修辞的理论和实践。 我相信“语法 +修辞” 会提高我理解语言和运用语言的能力和技巧。 事实正是如此。我的“语法 + 修辞”语言学习法不但在实践中帮助我学好语言，而且在理论上还让我认识到，学习语言既要注意语言的形式表现，又要注意语言的功能变化。从20世纪 70年代末起，我接触到有关语用 学的点点滴滴 ，如 Austin 的《论言有所为》、Lyons 的《语义学》第 Ⅱ 卷 、Grice 的《逻辑与会话》 , 开始注意语言的功能问题。我注意到修辞学和语用学这两个学科的目标不尽相同 , 但研究对象却有许多相似。 正在这个时候，我从美国著名学刊 Language上看到关于日本学者毛利可信写的一本名为《英语语用学》的介绍。我发觉我学习的语法和修辞内容在那本书里都有所涉及，于是我立即托友人从日本带回这本新著，开始系统地接触语用学这门学问。 英语的 pragmatics 汉译为语用学，据我所知，此译名始于日本 。 毛利可信用日语说的“ 語用論” 就是pragmatics。语用，顾名思义，讲的是语言的使用。但使用和理解是一个铜钱的两面，所以，语用不但讲语言的使用，而且讲语言的理解。 八十年代初，我有机会到加拿大学习语言学，师从国际知名学者 Steven Davis教授，他是语言哲学和语用学方面的专家。从此，语用学就和我结下不解之缘，我的兴趣几乎完全转向当时还方兴未艾的语用学上来。回国之后我给研究生上语言哲学、句法学、语用学和实践修辞，但更心仪于语用学。我发表与语用学有关的论文和撰写语用学教材和专著，决心在国内做些普及语用学的工作。让更多有兴趣的人参与学习和研究 。 九十年代中期我去英国访学时，与原先研究二语习得、后来从事语用学研究的 Peter Grundy共事，我们都有普及语用学的心愿。他把当时正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