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作业.docVIP

第一讲 中国外交战略的时代变迁 讨论中国当代外交战略，在过去20余年中国社会巨大变迁和转型背景下应予强调的一大事态发展，就是中国外交战略基本目标在很大和显著程度上的“经济化”。旨在维护中国“经济安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对外经济政策本身，成了对外政策的一大愈益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日常一般场合的首要部分（或至少是首要部分之一）。中国对外政策或战略中传统的国家安全目标已被赋予了一个具有非常清晰的经济性质的动机，而且是一个根本的动机，即如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府领导人和政治精英们多年来所惯常表达的，保证中国的经济发展能有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对外政策或战略中传统的外交目标也被赋予了一种至关紧要的、往往是直接的经济动机，那就是促进外部资本、技术、原料和能源的输入，同时促进中国产品的输出（现在还有逐渐浮现和增长的中国资本输出）。 中国对外政策和战略中基本的经济目标与愈益参与和并入世界体系有极密切的联系，而那是一种经济目标与经济效果之间的联系。由此而来，中国的国际身份认同发生了改变：从一个“体系外国家”变成了一个“体系内国家”；从一个强烈反对国际现状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大致认可、甚或在许多方面立意维护国际现状的国家。虽然存在着若干基本的复杂性、制约和含糊性，虽然中国关于国际社会的终极理想和哲理信念在于远未实现的“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对外战略纲领和实践中的首要倾向和选择还是比较清楚的。 从江泽民主席1997年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与克林顿总统达成构设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原则性共同立场（不管其虚实如何）起，尽管中美关系几乎总是起伏不已、波动不绝，然而从任何庶几可以定义为中国对外政策纲领宣示的中国政府公开声明之中，都能够见到可表达为“大国外交”的思想，那是自上述访问后经常被许多研究中国外交的中外学者使用的一个概念。确实，“大国外交”一语本身几乎从未见于中国政府公开文件，有别于另两个用语或概念——时常可见的“大国关系”或“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大概因为此类公开文件多少顾虑一项由来已久的传统外交信条，即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和外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重心。然而，中国政府早已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如北京大学一位研究中国外交的教授2000年初发表的一篇文章所说），中国必然也必须将恰当地处理“大国关系”当作中国对外政策的第一优先，以此操作中国的“大国外交”。 在“大国外交”（如前所述主要指对发达大国的外交）与愈益并入世界体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对美外交中一个比重愈益增大的内涵，在于造就和发展与世界头号经济大国之间、甚至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之间双边和多边的体制性经济安排；中国对欧洲大国（和欧盟）的外交，连同对主要的国际经济机构的外交，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由那种经济优先的参与性目的所驱动。与此同时，在“大国外交”的背景下，中国之愈益广泛和深入地卷入国际经济秩序，产生了一种政治和战略性的“溢出”效应，因为它往往在非同小可的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中国对多种多样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体制的参与。在愈益并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发展出了逐渐增大的、与外国对华经济依赖并存的中国对外经济依赖，而这后一依赖总的来说形成了对中国外交战略目标和行为方式的有力制约，从而与其他基本原因一起，导致了很大程度上基于至关紧要的“经济安全”考虑的审慎与温和。这在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和操作上有反复不已的重要表现，并且影响着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对韩国、有时还有对日本的政策目标和行为，虽然有时这方面简单化和夸大的评估确实助成了某些西方观察家过分“乐观”的预言。它对中国在台湾、香港、人权、军控和不扩散等问题领域的政策行为的影响，连同它对中国总的对外态势的效应，也值得予以认真、恰当的观察和分析。 作为中国对外政策方向的基本原因之一，他们怀抱的“传统”意识形态系由三大成分构成：第一，传统的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形态，在此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际关系视野和国际关系信念；第二，中国的爱国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现代激进民族主义；第三，“现实政治”意识形态，或曰关于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现实主义思想，这当然并非中国人或共产党人所独有。而现在，一种可称为“新国际主义”的新成分已被相当引人注目地添入了他们的意识形态系统，这可以被认为是在全球化和中国愈益卷入世界体系的大背景下他们的国际观中浮现和发展着的“自由国际主义”因素。 同样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很大程度上由“经济第一”驱动的中国之愈益并入世界体系的大背景下，自邓小平以来中国最高领导怀抱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总的“烈度”业已逐渐减低，除了在台湾问题和中国边疆领土完整性问题上。由此而来减缓了的民族主义可定义为“讲求实际的民族主义”，对其特征以及它与中国民族主义其他基本形态的区别，丹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