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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态学城市流动人口的分析与管理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已经摆上各级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流动人口是我国城市尤其是流动人口集中的大城市面临的一个难题。以北京市和武汉市为例，在北京尽管政府采取了证件管理等方式，但收效甚微，相当一部分流动人口仍处在管理的真空地带。在武汉政府应该在解决流动人口住房问题中处于主导地位。并且就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个人的建议。 关键字：城市，流动人口，住房，管理。 1.城市流动人口的介绍 关于城市流动人口的确定不同学者略有不同。在中国一般认为在城市中未持有城市户口的非常住户人口。可分为一、在城市中从事短期、季节性工作的外地人口。二、到城市旅游、出差、探亲、借读就学人口，其中前者是主要对人口城市化进程起到推动作用的人口。 城市流动人口的数量与城市的性质和规模有关，一般大城市、经济中心、交通枢纽和风景旅游城市等数量较大，可在百万以上，并且各大城市中流动人口居住时间较长。城市流动人口与城市的可持续稳定发展相关密切。城市流动人口可造成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例如由于城市经济变化、建设规模压缩，造成一部分流动人口没有工作，从而产生社会问题。大量的流动人口造成城市住房紧张、交通拥挤，加剧城市能源、水资源和副食品供应短缺，环境恶化，甚至犯罪率增加，传染病流行等城市社会环境问题。但是流动人口对城市繁华、增加财政收入、增加劳动力等有积极作用。因此城市流动人口的数量、性质和来源，对城市是否能沿着生态的道路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 2.城市流动人口的分析 2.1人口流向城市的原因——以北京市为例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流动人口离开家乡、进入城市的首要目的是赚取更多的收入(见表1)，挣钱困难是流动人口面临的主要困难，收入因素将是决定流动人口去留的主要因素。尽管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住房、就业和医疗需求，但比起赚钱的目的，他们更愿意在其他方面“委曲求全”。由于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调查中68％的来京流动人口只有初中及以下的教育水平)，城市资源占有能力处于弱势，就业领域也相对狭窄(调查中60％以上的来京流动人口集中在服务业和建筑业)，大部分流动人口就业的优势就是廉价的劳动力，与户籍人口相比，流动人口获得的工资要低的多，但因为“与老家比起来要强多了”，所以他们还是愿意在环境不好甚至是恶劣的地方工作。他们对于住房以及生活设施的要求也非常简单，简陋的民居甚至白天工作的店铺都可以成为夜晚栖身的场所[2]。 表1 流动人口从老家出来和来北京的原因（%） 2.2城市流动人口居住情况——以北京和武汉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户籍制度的日益“松动”,横亘在城乡之间的“户籍墙”障碍日益减少,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城镇之间的流动日益频繁。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公报显示,全国流动人口人数达到14735万人,与此同时,截至2004年底,北京市流动人口总量已达到458万人。对于流动人口而言,居住状况关系着他们未来的发展。北京作为全国的首善之区,长期吸纳大量的流动人口,了解流动人口在北京的居住状态如何,是什么样的因素影响和决定其在北京的居住状态,不仅对北京自身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全国的流动人口管理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吴维平、王汉生(2002)通过对京沪两地流动人口住房现状进行分析,指出流动人口基本上被置于主流的住房分配体制之外,对于那些没有当地户口的流动人口而言,获得房管局公房或单位公房的使用权或所有权都是不可能的,商品房的价格超出了大多数流动人口的承受能力,租房成为这些流动人口的最佳住房选择。同当地居民相比,流动人口在涉及住房条件的两个指数———包括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和住房质量上都表现得更低。较之上海,北京的流动人口的生活状况要更差一些[3]。蒋耒文、庞丽华、张志明(2005)运用2000年0. 95‰抽样数据研究中国城镇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研究表明,城镇流动人口(特别是乡城流动人口)在住房方面需要付出比当地居民更高的代价,其住房面积小,而且集体户流动人口的住房条件很差,农业户口性质对贫民窟居住发生率有着显著的影响,同时,该研究否定了“乡城迁移人口多数首先选择居住在贫民窟”的假设[4]。张子珩(2005)通过分析流动人口住房供给和住房需求两方面的因素,提出受住房供给条件和需求能力的限制,流动人口比起城市户籍人口在住房的可获得性、住房条件和居住的社区环境等方面都相对较差,因此,他们成为城市社会生活的最底层,他们未来的发展也因之受到影响[5]。段成荣、王莹(2006)利用北京市1997年外来人口普查数据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构造了流动人口居住隔离指数,指出城市流动人口与市民在居住地分布上的确存在着比较高程度的隔离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