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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是以中国的视角，立足于本国人民和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对外交本质和运行规律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提出的创新理念和思想体系，是科学解释中国的和平发展，应对“中国威胁论”的锐利武器。它既要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服务，也要为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服务。本文将就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使命、机遇、性质和体系等基本问题，在分析已有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供学界参考。　　历史任务与现实机遇　　早在60多年前的新中国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就提出了“外交学中国化”的伟大任务。遗憾的是，只是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以后，特别是邓小平和中共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后，外交学中国化的研究才开始提上日程。世纪之交，国内出版了若干初步总结新中国外交经验的外交学著作。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目标，为完成周恩来关于“外交学中国化”的历史任务，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提供了更强大的动力。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紧紧抓住战略机遇而迅速崛起。国际社会在惊叹中国奇迹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中国崛起的各种忧虑，花样翻新的“中国威胁论”流行于世界。这种思潮以西方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来解释和预测中国崛起现象，在世界舆论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为了扭转被动防御的不利态势，获得相对于西方的话语权优势，中国也必须大力推进自身的特色外交理论体系建设。　　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飞速发展的同时，中国政府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双边与多边外交，中国领导人提出了“新安全观”、“和平崛起”、“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和谐世界”等一系列新理念。极其丰富的新鲜经验和一系列新理念，为外交学者构建系统的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展开争夺外交理论话语权的强大攻势，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形成了难得的现实机遇。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　　的性质和意义　　关于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科学属性等问题，学术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焦点是特殊性与普世性的关系。　　有的学者反对创建带有国别特色的外交理论，认为理论都是普世性的，不应有特殊性。其主要理由是：第一，古今中外已有的理论，比如中国古代的儒、法、墨、道，美国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都没有国籍，都认为自己是普世性的。第二，理论研究区别于政策研究，前者没有国家特色，因为其目的在于发现规律，而政策研究的目的是为国家利益服务，两种目的之间的差别就决定了理论研究必须坚持普遍性原则。第三，虽然不同理论的创建会受到不同国家文化的影响，但这绝不意味着人们有能力创建国别理论。第四，中国学界可以创建出有中国特色的个别理论，但无法创建出系统的理论，即使中国创建了有系统的外交理论，它也是一种普世性的理论，而不是国别性的理论。这种观点建立在科学一元论的基础之上，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同属科学，二者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以发现规律为目的，都是科学理论，其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一致的。因此，它们只具有普世性，必须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不能具有本国特殊性。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是普世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不能只强调一种性质，而否认另一种性质。同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既有同一性，也有本质上的重大差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后者的研究主体和客体都是人类本身。社会科学不仅要探索客观规律，还要思考人类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而自然科学没有后一种目的。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其社会科学理论必然带有国别特色。因此，必须建立反映人类社会特殊性的科学理论，这是由不同国家所具有的悠久历史传统、思维特征和文化基因所决定。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也不例外，它是建立在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厚基础之上。　　任何具有国别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都同时具有普世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类世界的普遍规律和普世价值。这种普世性主要体现在目的和实质上的同一，而非具体内容和形式以及实现手段等方面的一致。比如，外交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国家利益，但是，各国对国家利益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的理解就有很大差别，而在实现国家利益的战略策略选择上的差别就更明显。　　强调外交理论建设的国别或中国特色，实际上就是肯定了特殊性对于普世性的极端重要意义。世界上没有纯粹的“普遍性”，正如没有纯粹的“国家”一样，国家是由千差万别的个人和机构所组成。科学理论也是如此，普世性理论是由各种具有国别特色的理论组成的。此外，研究特殊性，可以为理论发展注入无穷的创造力。北京大学教授梁守德认为“中国特色就是中国化”，特色的本质就是创新，特色越鲜明，理论越有活力。这是很有见地的观点，说明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建设的极大价值。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　　的基本要求　　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不仅提出了“外交学中国化”的历史任务，还指出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