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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见证理性发展和非理性繁荣的矛盾共存 2014年01月27日 第A4版：市场经济 作者：胡希宁 黄亚娟 刘爱华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3122 自从1969年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伴随着激烈的争议与质疑，曾屡次遭遇废除的威胁，但仍能在夹缝中顽强地存在着。今年刚于10月14日宣布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尤金 法马（Eugene F.Fama）、拉尔斯 皮特 汉森（Lars Peter Hansen）和罗伯特 席勒（Robert Shiller），更是成为近年来爆出的最大冷门。原因有三：其一，从学术流派来看，法马和汉森属于主张理性预期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席勒是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认为泡沫经济导致非理性繁荣，他们居然“殊途同归”同时获奖。其二，从社会印象看，多家权威机构预测集体偏离，尤其是汤森路透系统预测的三组候选人均未入选，且多年来呼声很高的罗伯特 巴洛（Robert Barro）、保罗 罗默（Paul M.Romer）、安格斯 迪顿（Angus Deaton）、萨姆 佩兹曼（SamPeltzman）等也均未被选中。其三，从理论基础来看，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绝非一门严谨的学科，本身带有的主观性就能成为质疑的焦点，尤其是其“理性人”的表现形式一直在争议中不断发展。　　曾经有获奖经济学家因争议太甚而呼吁废除设奖，那么两位针锋相对的学者会不会在12月份的颁奖典礼上“和谐共赢”呢？诺贝尔经济学奖能再次经受住争议的考验赢得大家的认同吗？何去何从值得关注。而由诺奖引起我们对现实的经济社会的审视——理性发展抑或非理性繁荣的矛盾问题，尤为重要，以下将从三方面仔细剖析。　　两种流派的学术争锋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变化一直是伴随着经济学派的两大阵营的学术争锋发生、发酵而逐渐演变的。我们记忆犹新的两次时代大逆转：第一次是在1929—1933年的大危机之后，以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标志的时代，国家干预主义取代古典自由经济主张，开创了金融市场体系化发展的新时代。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以东欧剧变为标志、以华盛顿共识为助推器的金融全球化时代，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席卷全球，使得全球金融市场进一步蓬勃发展。自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不断扩散，新自由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的专家学者们认识到单一手段具有一定的理论缺陷和实践误区，却难以找到融合手段的支撑点。经济社会一片混沌的同时，学术界对于资本发展的逻辑再次以充满争议的方式呈现给社会。　　效率市场与理性发展法马和汉森都是来自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者，他们俩的研究成果相互独立但互为补充。前者因效率市场的资产定价理论而著称；后者专注于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研究，尤其是他的稳定控制理论为研究危机环境下风险在定价和决策中的作用作出了突出贡献。法马提出了“效率市场假说”（简称EMH），即金融资产的价格反映了与其价值相关的一切可获得信息，法马被称为现代金融之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人们极大地动摇了对现有资本定价体系的信心。但法马用数据检验了EMH对实际价格走势的预测，他所做的经验性实证分析细致且精准。根据他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测定，历史数据中仅出现了3次例外和“异常”的情况：第一次是1973—1974年间，股票市场损失了48%；第二次是1987年美国股市的“黑色星期一”，道琼斯工业指数一天之内突降23%；第三次便是2007年10月11日到2009年3月6日的17个月内，道琼斯工业指数从最高14198点跌到谷底，跌去55%。法马认为这种剧烈波动的市场偏离是短暂的，价格对均衡价值的偏离不会持久，但无法解释这种突发性的危机现象的发生。汉森是一位卓越的宏观经济学家，最主要的贡献在于发现了经济和金融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广义矩估计法，适用于检验资产定价的合理性，使得金融危机产生的系统性风险评估成为可能。　　泡沫经济与非理性繁荣席勒作为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其《非理性繁荣》一书中，从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提出了新时代的“全球泡沫”假说，即经济泡沫必然存在，适当的泡沫可提高人们潜在的消费能力，提高资产回报率，化解经济动态无效性；然而，超级泡沫的产生和破裂给经济社会带来转折性影响，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席勒并没有界定经济泡沫的边界，但他通过信息经济学方面的超常易变性检测模型等研究和分析全球泡沫的演化，为经济决策提供了依据。他根据各种统计分析和历史研究，尤其是1982年以来国际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实证分析，证明资本市场上充斥着“非理性”投资人直接催生了金融市场上非理性繁荣的泡沫发生、发展乃至幻灭。根据他的理论，席勒预言了多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更预告了美国股市泡沫的下场。他的理论颠覆了原教义派金融学者的投资理论，从“非理性”投资行为的合理存在的角度揭示了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