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思维 法治思维之技术理性思维(等7则).doc

理性思维 法治思维之技术理性思维(等7则) 法治思维之技术理性思维在法治社会，法律职业思维与大众生活思维形成鲜明对照。技术理性和专业逻辑是法治所要求的。它是经法律专业训练的结果，主要表现在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思维。在法治要求之下，它也扩大到了代表政府执法的公务员甚至更广泛的范围。自古以来，处理… 坚持公平正义，不仅仅是为无罪的人昭雪平反，还包括让有罪的人得到应有的惩处。两人一起实施的强奸案，是强奸，还是轮奸？量刑幅度差别很大，这不仅关系到被告人的罪责能否得到清算，更关系到公平正义能否真正实现。检察机关缜密调查、果断抗诉，施暴者的刑期加了七年。… 都是GDP惹的祸谁该挑起治霾的重担？谁应肩起防污的使命？是大气污染防治的核心问题。理应提供公共服务的各级政府，无疑是义不容辞的第一责任人。然而现实恰恰是，在许多地方，牺牲长远环保利益的产业规划盲目出台，支付巨大环境代价的污染项目一路绿灯，在一根叫“G… 　　法治思维之技术理性思维 　　在法治社会，法律职业思维与大众生活思维形成鲜明对照。技术理性和专业逻辑是法治所要求的。它是经法律专业训练的结果，主要表现在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思维。在法治要求之下，它也扩大到了代表政府执法的公务员甚至更广泛的范围。 　　自古以来，处理法与情的关系是衡量法治思维的重要标准。原则上讲，法治思维重视逻辑但并不排斥“情理”，而是在法律逻辑的前提下关注情理。大众思维多属道德思维，是一种以善恶评价为中心的思维活动；而法律思维是以事实与规则认定为中心的思维活动。因此，法律思维首先是服从规则及其逻辑，而不受大众化情感因素的左右。具体到公权力主体，就是应当在注重缜密的法律逻辑的前提下，再考虑“情”的因素。 　　技术理性思维还表现在对待事实和证据的态度上。执法、司法过程中的所谓“以事实为根据”，其实是指“以证据为根据”。如果证据是非法取得的或者证据灭失了，那只能放弃对事实的认定。法律思维把事实分为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两种。前者是客观真实世界的事实，比如科学家就是想探索客观事实。后者是法律意义上的，它只在法律程序中通过证据来证明。如果有证据可以证明，就构成一个法律事实。如果既有的证据证明不了，就不能作进一步认定。就好像在著名的辛普森杀人案中，关键证据缺乏，就不能认定他有罪。放弃追诉一个犯罪嫌疑人的危害性远远小于冤枉一个好人。换句话说，一个错误的判决比十次犯罪的危害更严重。这就是法治对于证据、犯罪、侦破率的态度，也构成了法治思维的有机组成部分。 　　法治思维需要我们下决心转变过去的思维惯性，敢于付出必要的代价。比如，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单一化了，运用政策、动员、行政命令手段的使用范围和程度受到限制，权力的灵活性和自由度降低。但相对于“法治社会”这一全体人民的新共识和新目标来说，这些代价都是必要的。 　　――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孙笑侠 　　1.土地管理体制应该作出重大调整评价一项制度优劣可分三个方面：效率、平等、稳定。现有土地制度在这些方面都存在不小问题。第一，中国农业效率很低，成本极高。绝大多数农产品的成本高于国际成本，其中有些主要农产品的成本高出一倍。在城市，单位面积GDP产出是发达国家的五分之一，缺乏效率。第二，土地实际占有不平等，土地名义是公有制，公民应该享有同样权利，但实际有很多“禁区”，使用和实际占有并不平等。第三，土地制度也带来一系列不稳定因素。 　　土地改革经常提三个底线，不能改变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制，不能改变土地的用途，农地必须农用，改革不能损害农民的基本权益。事实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以前主要是指产量承包，而现在的内涵比以前宽泛得多，如何保持集体所有制，很大程度还在于思想如何解放。保护耕地很有必要，但保护耕地并不影响改革。我不赞成“人多地少”的说法，这是一个相对概念。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土地制度提出要确权，但并没有涉及土地管理体制，比如规划、功能确认等。当前中国每年有几万件的土地违法案件，已经说明是体制出现问题，一定要改。我希望2015年土地管理体制能够作出重大调整。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 　　2.地方立法发展的权限困境与出路 　　在我国“统一、分层次”的立法体制下，中央立法权限得到凸显，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法》等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行使有限的立法权。三十多年的地方立法实践表明，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活动长期面临一项困扰――地方立法权限较窄、边界不明。地方性法规数量大幅增加的同时，学界对立法质量的批评不绝于耳。最近《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已经过一审，恰逢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要“进一步明确地方立法权限”，然而《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暂未涉及相关内容；地方立法权限的清晰明确关乎地方立法事业未来的发展，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