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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美文语言的现代性与平民化 张昱娟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四川·南充 637000） 摘 要：从现代语言观念的角度管窥周作人美文语言中所蕴含的时代精神，是其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周作人的美文在“五四”时代环境下，倡导现代口语，追求语言的欧化；同时，周作人并不完全抛弃语言的传统，创造性地运用古文、方言等分子，彰显了其平民意识，具有五四所倡导的现代语言的本体论思想。本文着力从周作人美文语言的现代性与平民化两个方面入手，分析了其美文中语言的独特魅力。 关键字：周作人；美文；现代性；平民化；新文学运动 1921年6月8日，周作人在《晨报》上发表了《美文》一文，说道：“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着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1]周作人最初对“美文”的定义，实际上是对西方“Essay”概念、特点、写法的译介，对其特征性质进行了初步的描绘。而《美文》的发表，也标志着现代散文真正开始了理论的探讨和创作的自觉，中国新文学的散文创作开始进入了一个文体自觉的时期。 在美文的诸多因素中，语言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语言文字是构成文本体系的符号锁链，包含了作者的审美理想与思想内涵。在《燕知草》跋文中，周作人提到，“我们可以看了外国的模式做去，但是须用自己的文句与思想，不可去模仿他们。”[2]周作人美文语言符号系统的组合方式，用自己的话说，应该是“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揉调和，适宜地或吝音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3]这样的语言系统，既明晰简朴，又有时代意识。周作人的美文作为一种成功的文体，其语言符号系统，体现了作家本人的审美理想和思想追求，而其中所具有的现代性和平民意识，正与“五四”精神相得益彰。 一、美文的产生与五四环境 “五四”新文化运动极大地唤起了“人”的觉醒，时代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文学样式，来满足不断增长的言志需求。现代散文的作者们努力地建立一种区别于古代文学的、新的文学规范体系，他们一边做着旧营垒的破坏工作，同时也构建着文学的新殿堂。周作人的美文就是“五四”时期那种叛逆躁动的时代气氛下的产物。正如周作人所说：“新文学的散文可以说是始于文学革命。” 同时，五四新文学运动也是一场语言运动，从深层次上可以归结为语言问题，正是语言变革导致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新的语言系统不仅使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新文学运动得以发生、得以成功，而且使中国现代文化得以定型。”[4]五四新文化运动从语言着手，区别于其它的历史变革，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周作人曾在发表于《东方杂志》的《国语改造的意见》一文中表达了对五四语言观独到的思考，这种思考包含了对多种文体语言的认识，具有前瞻性。而1921年6月，周作人的短论《美文》的发表，可以说是真正从理论上对美文的语言的思考，这种思考，正与五四的时代环境相一致，彰显了其五四的时代精神。具体可以从美文语言的欧化与对传统的坚守两个方面来考察。 二、语言的欧化与现代性 周作人美文的语言成分包括四种，即现代口语、外来语（欧化语）、古文（文言）、方言（地方语），是四者的高度融合。五四时代散文文体变革受到最大冲击是西方的现代意识与现代精神，而语言深层结构里隐藏着的是心理意识、思维方式及审美法则，引进西方的语言是进行散文语言变革的必然要求。周作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与在意识形态领域大量引进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潮遥相呼应，在语言变革上，周作人首先把对外来语成分的吸取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提倡要“就单音的汉字的本性上尽最大可能的限度，容纳‘欧化’，增加表现力”[5]，以此来创造出新的活力。同时，周作人在早期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时与鲁迅共同提倡直译，同时善于对西欧、日本、印度等外国学者、诗人的著作乃至海外民俗民谚加以旁征博引，“尽最大可能的限度”大胆吸收西欧文法、文词，着力于克服东方传统的非逻辑思维方式，从西语中引进大量的缜密与准确度高的句式，而且还使用来自外国诗人、作家、心理学家著作中的外来词，如精神分析、自苦、窥词、展览、密戒、重来、茶溃、太步、玩世、无私神女、狗抓地毯、乐天的诗人……周作人美文语言的主张使得新白话大大流行，朱自清评价为“在相当的限度内，确能一新语言的面目”[6]。 周作人对欧化的态度显然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力求对外来语的吸收“采纳新名词，及语法的严密化”[7]，从而真正带动中国人思维方式向现代过渡。周作人在一篇美文《北京的茶食》中，具体地实践了自己的主张。“我在西四牌楼以南走过，望着异馥斋的丈许高的独木招牌，不禁神往，因为这不但表示他是义和团以前的老店，那模糊阴暗的字迹，又引起我一种焚香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的生活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