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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这人啊是礼仪繁多，常为形式所困；但各位不难看出与之正好相反的就是我主曹公了，他从实际出发，体任自然，此道胜一也。袁绍割据一方，逆历史潮流而动；我主顺应统一大势，奉天子以率天下，此义胜二也。东汉灭亡在于对待豪强过于宽纵，袁绍以宽济宽，不能整饬危局；我主拨乱反正，以严治政，上下皆循法度，此治胜三也。袁绍外表宽宏大量，内心量小忌贤，所任用者唯其亲戚子弟；我主外表简单严肃，内心机智英明，用人不问远近、唯才是举，此度胜四也。袁绍多谋少决，往往事后才能意识到应当采取的策略；我主谋定即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五也。袁绍沽名钓誉，喜欢听奉承话，那些能言善辩外表上看德才兼备而干不了实事的人多归之；我主以诚待人，不务虚名，以俭率下，有功必赏，那些有远见灼识、真才实学的人都愿意为我主所用，此德胜六也。袁绍见到饥寒之人怜悯益于颜色，却不考虑那些从未见到的贫困百姓，谋划救国辅民的大计；我主对眼前小事时有忽略，对待大事从不含糊，思虑所及不限于直接接触的人，恩德加于四海，此仁胜七也。袁绍不会用人，大臣之间争权夺利，疑惑丛生；我主用人得法，使人各尽其力，不能相互倾轧，此明胜八也。袁绍以亲疏定是非，赏罚不明；我主是非分明，赏罚有道，此文胜九也。袁绍声众势强，但不懂用兵要领；我主精通兵法，能以少胜众，用兵如神，此武胜十也。 其一为“道胜”（待人处事方面，“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即：袁绍重视繁文缛节，讲究形式；而曹操出于自然，毫无做作）。郭嘉以人性为第一要义，列为十胜之首。他道人的天性，是自然的天性，理应顺乎自然，不应该用“繁礼”强加约束，才能充分发挥人的内在秉赋。 其二为“义胜”（政治号召方面，“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即：袁绍割地称雄，公开叛国；而曹操奉戴天子，名正言顺）。袁绍师出无名，曹操可以奉汉献帝之名以令天下，名正而言顺，这就在“义”上胜过了袁绍。 其三为“治胜”（管理方法方面，“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即：袁政令松驰，权力不彰；而曹操的管理重纪律，讲制度）。袁绍出身高门士族，他在自己的辖区内，豪强大族非常放纵，而袁绍任令他们凌压百姓，因此，其统治区内阶级矛盾激化。相反，曹操纠之以猛，着重打击抑制家强势力，“重豪强兼并之法”。袁绍以宽济宽，曹操以猛纠宽，高下之别，昭然可见，所以曹操得到翼州和青州后，百姓喜而望之。 其四为“度胜”（用人举才方面，“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问远近”，即：袁外表宽厚，实际上心多猜忌，对属下不信任，只任用自己的亲戚子弟；而操平易近人，精明睿智，用人只问有无才干，不考虑他的出身背景，用了之后，则依赖不肄）。 其五为“谋胜”（谋略决断方面，“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策得辄行，应变无穷”，即：袁绍深谋远虑，遇事却迟肄不决，错失先机；而曹操行动果敢，又能临机应变）。袁绍遇事多谋不能断，常常错失良机；而曹操处理大事非常果断，善于随机应变，这就在谋略和决策方面超过了袁绍。 其六为“德胜”（领袖魅力方面，“绍因累世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惟诚而行，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即：袁绍喜欢高谈阔论，谦恭揖让，一意追求美好的外在形象，但所吸引的只是一些好说大话、浮夸不实的人；而曹操待人推心置腹，不重虚名，忠诚正直有远见的人才都愿意投效）。袁绍沽名钓誉，跟从他的只务虚名而没有实际本领的人多，有本事的他又不用。而曹操以仁义和诚心待人，自己严谨俭朴，赏赐有功的人却慷慨大方，史说曹操有功必赏，无功者无望，不仅是这样，曹操对待功臣之后都非常好。他还养了像陈宫这样不从他的人的家眷，所以天下有才能而讲求实效的人都愿辅佐曹操。 其七为“仁胜”（道德声望方面，“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也，所谓妇人之仁耳；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思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之所周，无不济也”，即：袁绍看见他人挨饿受冻，溢于言表，对于眼前看不见的民间疾苦，反而忽略不予重视；而曹操对于眼前小事，似乎不甚注意，但能着眼于天下大事，考虑周详，恩泽远播，赢得民间声望）。曹操很重视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安定社会，惠在下民。他不在乎那些小恩小惠的东西，所以曹操听取大臣的意见，做了许多实际的发展经济的工作，使自己辖区内的人民生活得以安定，经济的发展也为以后晋一统三国打下了基础。而袁绍放纵豪强，贪暴无比，民不堪命，却好在些许小事上假仁假义，所以他不如曹操大得民心。 其八为“明胜”（识人能力方面，“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即：袁绍左右的官员彼此明争暗斗，争权夺势，打小报告风气盛行；而曹操用人有一定法则，不为谗言所惑）。袁绍非常喜欢听阿谀奉承的话，偏爱身边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