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崛起的文化因素.docVIP

日本崛起的文化因素 1853年，在美国“黑船”的胁迫下，长期闭关锁国的日本选择了不战开国。15年后的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不到50年就成为世界五强之一，完成了近代以来日本的第一次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以《和平宪法》为基础，在美国扶持下，经济迅速发展。1955年至1964年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始终保持在9%以上。1965年到1970年间，这一增长率更是超过了10%。在1968年即明治维新百年之际，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超过西德，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前苏联的世界经济强国。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跃居世界第一，完成了近代以来日本的第二次崛起。历经20世纪90年代经济的长期衰退和痛苦的体制改革，日本于21世纪初又迎来了经济腾飞的历史机遇，经济触底反弹，持续复苏。2007年，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发文指出，日本正在进行“第三次崛起”。纵观这一历史过程，我们发现，危机意识的心理文化、强国意识的战略文化、塑造秩序和权威的等级文化，以及集团主义的群体文化等文化因素是日本崛起背后的无形而巨大的推动力量。　　危机意识的心理文化　　危机意识是日本独特的集体心理文化，即使是在经济高速发展、国民生活富足殷实的20世纪70年代，反映日本人深刻危机感的电影《日本沉没》仍能引起日本国民广泛而强烈的心理共鸣。一方面，危机意识源于日本自身的缺陷。国土的狭小、资源的短缺、灾害的频发等恶劣的现实存在都使得日本人缺乏安全感，心底警钟长鸣。另一方面，危机意识也源于日本在文化形成早期与发达的其他文明在交往和比较中因自卑而产生的自我警醒。古代日本周围分布着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三大古文明，而恶劣的环境使得日本自身的古代文明与这些文明比较起来毫无光彩，日本无时不感觉到压力与紧张。没有可以提供依赖感和安全感的生存环境，以及周边环境所带来的国际社会生存压力，注定使得日本文化具有与众不同的方面--强烈的危机感。在与危机感斗争的历史中，日本民族铸就了勤劳、节俭、坚毅、顽强、忍耐、努力拼搏的性格，形成了强烈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应对未来的危机，日本在创造和积累国内财富的同时，充分利用外部资源来增强实力，提高抵御灾害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就是日本的崛起。　　在危机文化的影响下，日本很善于意识到危机并把它化为“机遇”，积极学习外部先进文化，日本也因对发展契机的特殊把握能力而迅速崛起。1862年1月，幕府派出遣欧使节团中的福泽谕吉在《西洋事情》中回忆说：“先到法国，然后又周游英、荷、普、俄、葡等国，文明的文物无不使人耳目为之一新……我们这一行日本人不只停留在吃惊上，而是一面感到吃惊，同时又加以羡慕，想在日本国也把这些实行起来。这种雄心当然禁也禁不住。” 1871年，出访欧美的岩仓使节团“任务书”中也提出:“东洋各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产,无不超绝东洋,将此开明之风俗移往我国,以使我国迅速进步至同等化域。”明治政府以“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等为国策，以西方为学习榜样，大力移植资本主义国家近代产业和经济制度，并推行政治制度改革，鼓励冒险进取，保护私有产权，促进了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危机感不仅使日本因具有自我否定意识而向外学习，还使日本颇具革新和超越精神。在意识到有强大对手存在的危机感下，日本对引进的先进文化在模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精益求精，以求超越，这种意识成为日本崛起的重要软实力。促使日本近代崛起的明治维新，其重要的原动力之一就是要超越西方，与欧洲列强在各方面展开竞争。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森岛通夫就观察到，“西方资本主义是以个人追求自由为原动力而发展起来的,而在日本则是为了消除与西欧之间在军事上、科学技术方面的差距。” [1]而对于二战后日本的崛起，日本作家户川猪佐武也如是说：“美国带来的所有物质文明，都使他们（日本人）一味惊异……善于思考问题的人们痛感大大落后了的日本与相当先进的美国文明之间的差距，不能不激起一种要超赶美国的热情和使命感。”[2]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也认为，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飞跃进步，奥妙就在于企业经营者始终认为日本在一切领域中都落后于他人，从而产生一种紧迫感，他们情愿以欧美各国的学生自居，坚持交学费，学习经营手法，吸引新技术。日本史学家司马辽太郎的名著《坂上之云》常被用来解释日本发展的历程，欧美犹如“坂上之云”，日本在二战之后几十年的发展中，一直以模仿、追赶“坂上之云”来规划和激励自身的发展，最终达到崛起。　　超越对手、以竞争获得优势的文化与日本民族精益求精、止于至善的精神相互促进。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其《激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