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科学政策..doc

日本科学和科学政策 基础研究的资助体系 日本的一个显著特点表现为：战后日本基础研究的发展主要围绕大学和企业展开，大学一直作为传统意义上基础研究的主要阵地而存在。而同时，战后日本企业开始重视基础研究，虽然其研发经费主要集中于试验开发，但因其投向研发的经费基数较大，使得日本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成为影响日本基础研究发展的重要因素。 就基础研究投入来看，日本也表现出政府和企业作为基础研究两大投入主体并存的特征，但两大投入主体表现出很强的独立性：企业投入基础研究集中于企业内部的中央研究所，而政府投入基础研究则集中于大学。[1] 文部科学省是日本政府支持基础研究的核心部门，包括其下属的独立行政法人机构JSPS（学术振兴机构）以及JST（科学技术振兴机构）[2]负责执行对基础研究的资助。另外，其他省，如经济产业省、农林水产省以及厚生劳动省等也有少量资金投向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强度的历史变化 1965年，日本基础研究强度高达30.3 %，之后开始呈下降趋势，1975年下降到14.2%。1975年以后基础研究的比例开始回升，且基本在15%上下波动，1990年降至最低点13.0%，之后稍有提升。1997年以后基本稳定在15%附近。 日本之所以会出现20世纪50年代至1965年基础研究强度保持较高比例，而1965年以后大幅下降？一般认为，这一变化主要在于受日本技术追赶战略的影响。在1959年开始的“岩户景气”时代，日本企业内研究所数量显著增加，达到几乎每个稍有规模的企业都设有研究所的状况，此后的几年，在日本战后科学技术史上被称为“中研繁荣”的时代（即企业内大量建设中央研究所的时代）。这一时期，企业进行基础研究的热情空前高涨，因此会出现基础研究强度保持较高水平的状况。而1965年之后比例大幅下降的原因在于，日本企业开始转向技术开发，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开发研究上，从而导致了基础研究投入强度的降低，后来受1973年石油危机的冲击，企业投向基础研究的比例下降更加明显。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日本RD经费大幅度上升，虽然基础研究经费总量也增加，由于分母RD大，基础研究的强度就变小了。 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础研究的强度保持着稳定的态势，约15％，这个比例在发达国家也算是高的。 新的战略举措：加强基础研究 1995年11月日本通过了《科学技术基本法》，其后分别制定了第一个基本计划（1996－2000年）和第二基本计划（2001－2005年）。 日本试图通过这些战略举措，将日本建设成为： ·能够创造知识和运用知识为世界作出贡献的国家； ·有国际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国家； ·一个安全舒适、生活质量高的国家。 日本为此制定了具体目标：（1）发表大量的高质量的研究论文，提高在国际上获得高度评价的基础研究论文比例。在今后50年中，日本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要达到30人；建立相当数量的研究基地，吸纳国外优秀科研人员，创造高水平的研究成果。（2）阐明各种疾病的遗传基因和建立数据库以及技术基础设施；制定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的对策；利用生物技术提供优质的粮食。（3）提高技术转移机构的水平，促进国立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向产业界转移；增加申请国际专利的数量，以提高企业生产、保持强有力的国际竞争能力。 基本方针：（1）为提高研究与开发投资的效果而进行资源的重点分配。向新知识挑战，重视开创未来的高水平的基础研究。（2）建立能够创造出世界水平的优秀成果的体制，扩大基础投资。完善竞争性的研究与开发环境，充分发挥科研人员的创新精神；培养优秀人才，确保科研人员的流动性；进一步完善公正、严格的评价体系；重点改善国立大学的基础设施，加强计量标准，生物遗传资源等科学技术的支撑设施。（3）把科学技术成果应用于社会。科技成果要为解决粮食、经济、产业、环境、健康、福利、安全等问题做出贡献。（4）推进日本科学技术活动的国际化。建立向国际开放的、集聚国内优秀人才的研究基地，并能够开展世界水平的研究。 日本基础研究的亮点：9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 日本基础研究异军突起，其SCI论文及Top 1%已进入世界前列（参见第11章），更令人瞩目的亮点是： 2002年，小柴昌俊（Masatoshi Koshiba）和田中耕一（Koichi Tanaka）分别荣获诺贝尔物理奖和化学奖。加上汤川秀树（Hideki Yukawa，194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朝永振一郎（Sin-itiro Tomonaga，1965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江崎玲於奈（Leo Esaki，1973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福井谦一（Kenichi Fukui，1981年获诺贝尔化学奖）、利根川进（Susumu Tonegawa，1987年获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白川英树（Hideki Shirakawa，2000年获诺贝尔化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