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蓝的眼睛》中西方文化意象的喻指分析.docVIP

《最蓝的眼睛》中西方文化意象的喻指分析 《最蓝的眼睛》中西方文化意象的喻指分析 亨利·路易·盖茨认为喻指是一种具有族裔特点的表达方式，一种黑人的话语模式。非裔美国作家通过对文学或文化传统里的一些基本意象进行重复或修订，即“意象的隐喻性”①，可以含蓄地达到言此意彼的目的。非洲黑人奴隶初到新大陆时，误以为《圣经》是“会说话的书”，能够直接与其对话交流。然而面对沉默，他们误认为问题源于《圣经》对黑人群体的蔑视。“会说话的书”这个意象后来又多次在18世纪奴隶叙述作家格詹姆斯·罗尼奥索等人的作品中有所涉及。非裔美国作家们通过继承性地喻指方式，进一步揭示了族裔人民在文化失语状态下的尴尬和困惑。 　　托妮·莫里森是颇具影响力的非裔美国女作家，她的作品深深植根于黑人的历史与现实生活。对她来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现实与创作之间的不同，而是现实与真理之间的不同。莫里森对真理的这种寻求在她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中就有所体现。小说解构了社会以白人文化意识形态来作为衡量美与丑的标准，反映了非裔美国人在内化的种族主义下构建本民族文化身份过程中的创伤。作为西方文化表征的替罪羊、人性化的自然、启蒙读物等喻指性意象，更是对非裔美国人在多元文化语境下民族身份和文化的缺失的体现。　　一、种族主义内化下的替罪羊 　　替罪羊”一词出自《圣经》旧约“利未记”，指在赎罪节时献祭的羊。大祭司将双手放在一只活羊的头上，向它忏悔以色列孩子们的罪过，表明将他们所有的罪过都转移到了羊的身上。通过这种象征性的仪式，人类把自己的内心焦虑或罪行转给了他者。当一个少数群体被主流社会边缘化后，群体中的“异类”便被强加承担替罪羊的角色，以缓解集体的恐惧不安，完成自身的救赎。　　替罪羊的原始意象由于凝聚了一些人类心理和命运的共同因素，开始在许多非裔美国作家的作品中不断重现，《最蓝的眼睛》中的女孩佩科拉就是这个富含意蕴的原型意象。在黑人的生活社区，人们已经内化了白人的审美和行为标准。在白人意识观念的渗透下，他们认为只有远离群体中相貌丑陋的人，才能宣泄因无法企及白人之美而产生的自我厌恶感，才能得到身心的完整。在这种内化的种族主义环境下，佩科拉遭到了本族人们的群体孤立。在学校，她是唯一独坐双人课桌的学生，连模范老师也从不正眼瞧她。她还饱受了同族伙伴的羞辱和嘲讽，她被黑人小伙伴们当成猎物，围在操场中间。他们用即兴的打油诗嘲讽她，“小黑鬼，小黑鬼，你爸爸睡觉光屁股”②。他们毫无意识到他们的父辈们或许有同样的裸睡习惯。只是因为佩科拉比他们更黝黑、更瘦弱，他们在心理上便产生了一种优越感。这无疑表明了他们对自己黑人身份的疑虑，对佩科拉的奚落也就成了他们转移这种自我厌憎的方式。 　　如果说社会群体背弃了佩科拉，家庭则把她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佩科拉的母亲波琳是白人家的一名女佣，为得到白人社会的认同而迷失心智，狂热于追随银幕上的白人形象。佩科拉自从生下来就受到了她母亲的鄙夷，“天啊！这个孩子真丑，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身体上的缺陷更是进一步塑造了她畸形的母爱。与黑人、穷人、弱者一样，女性角色常会因身体异形而被排斥在社会的文化中心之外。③腿脚跛行、磕掉的门牙等残缺喻示了波琳身份上的不完整，她无时无刻不在抱怨“一颗门牙不见了，一切全都完了”。蜷缩在失去自我价值的世界里，为了能够白化，她竭力与自己的女儿划清界限，像周围人那样厌恶她的女儿。当佩科拉不小心打翻了白人雇主的草莓派时，波琳发疯般地对她拳打脚踢并喊道，“傻瓜！瞧你干了什么？”母爱早已随着波琳的异化心理而扭曲，人格的分裂而消失殆尽。佩科拉的父亲乔利因种族歧视失去了工作，开始酗酒和无休止地发脾气。“能为她做些什么呢？给她什么？”看到女儿在厨房洗碗的瘦弱的身形，内疚的同时乔利想起年轻时遭受白人侮辱的那个噩梦。混淆了爱和欲，掺杂了温情和报复的乔利为了弥补自己过去的创伤，“温柔地强奸了她”。与妻子一样，父亲乔利只是把她当成一只慰藉心灵，掩盖无能与自憎，祛除心魔的替罪羊。④ 　　二、被植入情感的自然意象 　　自然界常被喻为人类非有机的躯体，弗雷泽认为 　　原初人们都有一个共同信念：人类与自然之间始终存 　　有某种交互感应，人可以通过象征性的活动把情感、愿望与意志投射到大自然中去。民俗中也有人的行为会影响自然兴衰的传统，例如在巴伐利亚和澳大利亚，农民相信怀孕的女人会给果树带来丰饶，所以在收获时有让孕妇吃第一个果实的仪式。丧失生殖能力则预兆繁殖之神的死亡，渔王年老力衰，失去繁殖能力，大地便开始干裂，变成荒原。莫里森同样借四季的循环再现和修订了人类社会同样的境遇。小说的四个小节分别被命为“秋”“冬”“春”“夏”，恰好契合了《旧约》“传道书”中的主旨——凡事都有定期，万物都有定时。错乱的季节变幻为人物的命运，抹上了一份神秘的预示性色彩。 　　此外，莫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