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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循环经济联动发展探讨 京津冀循环经济联动发展探讨 京津冀循环经济区域合作博弈模型构建 　　模型构建 　　京津冀循环经济区域合作涉及三个利益相关方，即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三个参与方对于区域合作问题都有两个选择，即恶性竞争和协调合作，根据不同情况下各方的收益情况，建立京津冀循环经济区域合作博弈模型。 　　在表1中，x是各方都采取恶性竞争后每一方获得的收益，a是各方都采取协调合作后每一方获得的收益，m是其他各方采取协调合作，第三方采取恶性竞争后获得的收益。这时由于合作方未得到任何投资和市场，同时也未付出成本，故收益为0。 　　当xx0时，以上博弈就会具有两个纳什均衡和一个混合均衡。当任意两省市以θ的概率选择恶性竞争时，第三方选择恶性竞争而非协调合作的净收益。 　　 　　设θ*为V=0的解，则混合策略： 　　 　　这时，如果第三方认为其他两省市选择恶性竞争的概率小于或等于θ*，就会选择协调合作策略;如果认为其他两省市选择恶性竞争的概率大于θ*，就会选择恶性竞争策略。显然，θ*的值越小，选择恶性竞争的倾向就越大。由式可知，在a值一定的情况下，x值越大，则θ*越小，选择恶性竞争的倾向就越大。 　　模型分析 　　京津冀循环经济区域合作博弈并非简单的单次协调均衡，实际上各地政府经常进行两方或多方之间的协商，这说明这类博弈是重复博弈，表1所示的博弈模型应该是无限次重复博弈模型的一个阶段博弈。 　　假定双方的时间偏好为δ，若无限次重复博弈均衡取高效均衡策略，则须满足： 　　 　　 　　若无限次重复博弈均衡取混合均衡，则须满足： 　　 　　取以上各式交集，当δ满足式时，博弈双方将会超越低效均衡状态，实现混合均衡或高效纳什均衡。提高双方收益，合作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就能成功。 　　由此可知，增大δ或降低δ*都会提高协调合作的概率。根据式，降低m或x可以降低δ*，也就是说，如果要促进区域合作，就要减少选择恶性竞争时的收益，也就是要使x和m变小。因为收益=运营收入-运营成本，所以可以在收入一定时提高运营成本。从循环经济联动发展角度分析，这里的运营成本主要包括税收、资源使用成本、环境保护成本等。 　　应该强调的是，提高运营成本并不是人为增加企业的负担，而是使运营成本支出更加合理化。我国的水、土地、环保费用等价格尚未完全市场化，地方政府行政干预较多，资源价格普遍偏低。同时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常常制定过多的优惠政策，进行税收减免，导致人为提高本地恶性竞争策略的收益，降低了整个区域协调合作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会倾向于选择恶性竞争策略而不是协调合作策略。为了改善这一局面，必须推进资源环境定价的市场化改革，严格监管地方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另外根据前面的博弈模型可知，a代表博弈双方都选择协调合作策略时的收益，提高a意味着增加博弈方的协调合作收益。由于政府干预企业决策是低效率的，因此必须减少政府对企业决策的干预。在区域合作过程中，决策模式要逐步由以政府主导转变为政府引导、企业主导，以提高区域合作收益。 　　阻碍京津冀循环经济联动发展的内在原因 　　政府干预企业决策致使合作收益降低 　　经济学普遍认为，政府干预企业决策会降低社会效率。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应当是地方政府的本职工作，而不是自己直接参与其中。如果政府成为市场的参与者而不是服务者，对利益的追求势必会导致政府职能的迷失，从而引发众多竞争，区域合作也就少了企业主体基础。部分地方政府模糊了市场、企业、政府的边界，加入到不应有的利益竞争之中。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干预方面。部分地方政府出于本位主义，为本地企业外迁设置了许多障碍，干扰企业自主决策，阻挠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降低了社会收益。 　　地方政府滥用优惠政策压低资源环境成本 　　当前我国资源、环境产品尚未完全市场化，这使得地方政府在定价方面拥有很大权限。从根本上说，资源是属于社会而不是属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作为服务者只是管理这些资源，而不应该利用手中的定价权作为区域间协调博弈的筹码。但是，由于地方政府成为市场的实际参与者，常常为了短期利益滥用权力，造成区域间经济活动的恶性竞争。另一方面，部分地方政府只顾眼前利益，为了本地经济增长，对排污企业睁一眼闭一眼，客观上纵容了企业违法行为，也对临近地区的严格执法造成了冲击。据不完全统计，京津冀区域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多达上百个，天津津滨工业园与河北廊坊开发区仅一路之隔。这些园区地理位置相邻，功能定位相近，主要依靠优惠政策彼此“压价”争揽企业入驻，从而造成恶性竞争。 　　缺少权威的稳定长效机制保证合作开展 　　以往京津冀循环经济联动发展进展缓慢，缺少权威的稳定长效机制是一个重要原因。三省市之间不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之前的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