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建构、展望——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docVIP

传承、建构、展望——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二十世纪词学的传承、变革与格局建构 严迪昌 回顾二十世纪词学 研究 可以有不同的眼光。思路不同 、视角不同、趣味不同、兴奋点不同，定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评量。面对庞大丰富而又复 杂的评估对象，当也应持一种“异量美”式的气度，否则以偏盖全，往往不够中肯公道 ，估衡失去意义。何况词学研究仍处在过程中，所以回顾也只能是相对的、不周全的、 各见所见的阶段性的回顾。 二十世纪这百年词学研究 历史 所呈现的是不断处于蜕变中的动态过程，其始端实承 接自晚清词学。除了王鹏运卒在世纪之初，继之郑文焯卒于1918年，况周颐则又后8年逝 去，朱祖谋寿至1931年。这就是说，“四大家”的 影响 实际深远及二十世纪前三十年， 甚至还不止三十年。这种影响不仅是创作趋向的，也不只限自《四印斋所刻词》到《＠ ①村丛书》的整辑与版本校勘之学，更主要的是流派宗尚、风格倾向等词学审美批评的 取向以及词史观念上的影响。回想一下五十年代中读到的吴梅先生的《词学通论》等著 作以及直接或间接受到的师辈对词的有关教诲，上述影响是那样清晰。 刘扬忠 的确，二三十年代崭露头角的那个新 时代 的词 学家群体厥功甚伟，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这门学问很快地摆脱了过去几百年那种格局 小、人员少、门径窄、 理论 意识差、视野不开阔和研究手段落后的状态，加入了学术现 代化的行列，并成为一门显学。当然，从学术传承上我们不应该忘记晚清时期以王鹏运 、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等人为骨干的那批旧式词学家，是他们，以自己的数量和质 量都极为可观的词学 文献 整理与理论探索的成果，为新词学的 发展 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严迪昌 回顾词学百年史，可以发现词这一文体研究，较之其它文体有明显的特殊 色彩。传统的诗或散文在“五四”新文学潮起后曾一度淡散，不成集群形态，词则始终 有种传统承续而且保持群体的运动态势。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不仅没有如斥“桐城” 文、“同光”诗为谬种那样视词家为顽悖，相反不少成员还饶有兴味地想接收这抒情文 体予以改造，或称“解放”，而在所谓“传统”与“解放”之间似亦无尖锐冲突。这是 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历史上极堪玩味的一个现象。 刘扬忠 尽管如此，但我认为，二十世纪的新词学并不是传统词学 自然 发展的结果 。恰恰相反，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新词学是本世纪开头30多年新文化思潮冲击旧词学， 使之发生裂变的产物，而决不是传统词学的传宗接代式的延伸或复制。 挟带着新思想、新观念和新 方法 闯进世纪初的词坛，给这门古老的学问带来新面貌 的，是王国维、梁启超、胡适、俞平伯等一批受过西学薰陶的新派人物。同传统的旧式 的词学家相比较，这些新派人物思维方式不同，治学路子不同，因而面对同样的研究对 象所得的结论也大不一样。他们发表的那些在当时激起轩然大波的专著和文章，所代表 的是一种新的学术方向，所提供的是一种新的学术范式。几十年来，词学界认同他们的 人多沿着他们的路子往前走，去开辟词学研究的新天地；不赞同他们的则斥之为词学的 “外行”甚至“异端”。而不管赞同不赞同，自从这批人物介入，词学研究的学科格局 改变了，新质产生了，并且从总体上被引入了文学研究 现代 化和科学化进程之中。 王兆鹏 词学研究，作为本世纪的显学及其格局建构有三个标 志，一是有专刊。从三十年代起，词学就有了专门的刊物《词学季刊》，八十年代施蛰 存等先生又创刊《词学》，至今还在陆续出版。二是有宗师。本世纪的词学研究，出现 了夏承焘、唐师圭璋等一代宗师。本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从文体分布来看，诗、词和 小说三种研究都没有授予过“诗学大师”或“小说大师”的称号，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 现象。三是有宗派。三十年代查猛济说：“近代的词学，大概可以分做两派：一派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主张侧重音律方面，像朱古微先生、况夔笙诸先生是。一派主张侧重意境方面的，像王 静庵、胡适之诸先生是。” 钟振振 龙榆生先生也是一代宗师。三十年代他主编《词 学季刊》，几乎每期打头的都是他亲自撰写的长篇论文，对词学 研究 的方方面面，从总 结过去到展望未来，从建构 理论 体系到评论重大作家，都有较全面、较深入的思考。他 的许多见解，至今仍给人以启迪。 王兆鹏 说到词学宗师，他们的治学精神和治学境界，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专 、精、大。所谓专，就是专一于词学，以毕生的精力从事词学研究，很少旁鹜，无论遇 到什么人生的挫折和变故，从不动摇研究词学的信念。精，就是追求学问的精深、精到 。夏承焘先生三十年代在日记中写道：“治学不可精力旁鹜，年来治《词人年谱》、《 姜白石考证》及拟作《述林清话》等，虽自谓不轻心掉之，然究非第一等著作，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