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指向下近代国民性反思.docVIP

传统文化指向下近代国民性反思 传统文化指向下近代国民性反思 一、相生相息的传统文化与国民性 　　传统文化与国民性之间相生相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共同创造了中华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对中国的国民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支配着中国人几千年的心理习惯、思维定式乃至行为方式。 　　国民性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与文化传承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淀，是国民素质的核心因素，又称民族性格。它是由在一个民族所生存的地理环境、历史际遇和社会体制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产生的一个民族多数成员共有的、反复起作用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 　　发生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国民性反思浪潮，是在西方文明的不断挑战之下，致使传统文化的优势逐渐丧失甚至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危机之下，与之对应产生的内部深层次的国民心理自省与民族反省浪潮。面对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当时的中国人开始关注国民素质，并反思、批判和重构国民性。他们认识到社会心理、社会道德、社会伦理、社会风俗等多个方面决定着中国人的品格、价值取向、社会行为和思维方式，这也决定着国民的素质和意识水平，而国民的近代化对于国家的独立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在传统文化面临危机的背景下以西方文明为参照系反省中国传统民族心理的过程，也是中国近代化历程在文化心理变革层面的写照。 　　二、近代中国的国民性反思浪潮 　　对于中国国民性的反思与批判，近百年来，有诸多的先进中国人做出过自己的贡献，从严复的“三民思想”到梁启超的“新民思想”，从孙中山的“共和国民”到五四新文化时期的“觉悟的新国民”，民主与科学的理性启蒙逐渐冲出思想界域，开始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尤其在接触西方近代文化、经济、政治模式较早的沿海地区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我国的国民性有一定的觉醒，但总的来说还是相对落后与愚昧的。不管怎样，近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救亡语境下关注国民塑造的三次浪潮，对于民众觉醒和国民近代化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近代中国经历了器物上的变革——制度上的变革——文化上的变革三阶段，这也反映了中国现代化历程经历了从经济到政治到文化的不断深入推进。实际上，在中国近代化的不同阶段，围绕着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从人性观照的角度对国民性问题展开了空前的批判与反思。 　　器物变革时代中国国民性的第一次反思 　　当中国人还沉醉于康乾盛世的迷梦之时，世界的重心正悄然发生改变，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时代的到来把全世界都纳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中来。西方开始冲击世界，老态龙钟的中国社会显得愈发腐朽和昏聩。康有为曾经把当时的情况总结为四个字：“弱”“昧”“亡”“乱”。几千年的封建伦理教化束缚了国人的头脑与思维，更是造成了国民性的沉沦，可谓是到了“天不亡之亦自亡之”的地步。 　　按照中国近代化三阶段说，第一阶段，国人“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觉悟到科技水平上与西方相比差距巨大，于是有了洋务运动。然而，器物变革并没能改变中国在甲午战败的命运，这次失败预示着近代中国第一次学习西方运动的挫折，与之相伴随的是中国国民性第一次反思浪潮。甲午战败引发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对于如何才能救中国这样的命题，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从国民性的角度去思索答案。 　　这一时期国民性反思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开民智”方面。严复正式提出了人的近代化问题。他在1895年发表的《原强》一文中，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启蒙三民主义，成为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先声。这一时期的维新派抨击好古、主静、夷夏之防等传统观念，倡导进化、自由、民主等近代价值观，表达了他们希望国人实现与近代化社会变革相适应的心灵转换的强烈愿望。他们的启蒙实绩成了现代中国文化的起点。不过，这一时期虽提出了“鼓民力”“新民德”，但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开民智”，严复认为“民众的德智力的高低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乃至于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1]25。原因在于以严复为代表的早期思想家们认识到西方现代化发展的路径是从思想启蒙开始，所以中国也应先自“开民智”始。严复更是把以“开民智”为目标的国民性改造看作是社会变革的首要路径[1]26。 而其他两个方面尤其是“新民德”上进展不多，即便中国人的早期近代化戴上了沉重的传统观念枷锁，但是思想启蒙毕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长期的渐进性过程。 　　制度变革时代的中国国民性第二次反思 　　甲午战败彻底惊醒了国人，国人开始“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从制度上承认不如西洋文明，于是有了以学习西方君主立宪制为目标的维新运动、立宪运动和以建立民主共和制为目标的辛亥革命。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伴随近代中国第二次学习西方运动挫折而兴起的是中国国民性第二次反思浪潮。 　　这一时期国民性反思的重点由前一阶段的国民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