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托望族与冒袭先祖：以北族人墓志为中心—读北朝碑志札记之二.docVIP

伪托望族与冒袭先祖：以北族人墓志为中心—读北朝碑志札记之二北魏孝昌元年在冀州刺史任上举兵反叛被杀，其有四子均被赦免，后又得附于宗室属籍，宝月即袭其追封之临洮王爵位。但该传元愉四子只见宝月及后来成为西魏皇帝的元宝矩二人，另两子不详。同书卷9《肃宗纪》武泰元年二月条：立“皇曾孙故监洮王宝晖世子钊”为帝，此宝晖不见于其他记载，陈仲安先生等编《北朝四史人名索引》第156页疑元宝月、元宝晖是同一人，可能因为两人都拥有临洮王爵号致疑。据志，元宝月卒于孝昌元年，有子二人，长子元蒨四岁，次子元森仲二岁，至武泰元年他们分别有7岁和5岁，而被立为皇帝的“故临洮王”之嫡长子元钊，“年始三岁”[2]，与宝月两子名字相异，年龄不合，可知宝月、宝晖决非同一人，宝晖当为宝月次弟，在兄长死后承袭了临洮王爵，兄弟爵位相袭在北朝是常见的事情。在同一时期还有一个曾任大都督的元宝掌，见于《北齐书·慕容俨传》，当亦是元宝月四兄弟之一，惟长幼次序不明。　　作为孝文帝之孙，身享王爵，死后墓志中历数姻亲地望官职，如该志历述母亲族属地望、母亲的父祖的官职、以及于外曾祖母的族望及外曾祖母父亲的官职，这些都应当是撰志者或执事者认为即便是“龙子龙孙”也值得炫耀的事。这是孝文帝实行门阀制度，选择官吏崇门第、重婚宦之后，墓志中常见这种情形，元宝月志中所述还不是皇室人物墓志中最繁琐的，更极端的情形可见孝昌元年《元焕墓志》及《元显魏墓志》、武泰元年《元举墓志》、建义元年《元悛墓志》、兴和三年《元宝建墓志》、武定二年《元湛墓志》及《元湛妃王令媛墓志》。中原士族亦是如此，比较典型的可见正光元年《李璧墓志》、孝昌二年《公孙猗墓志》、普泰二年《韩震墓志》、元象元年《李宪墓志》。在相关叙述中，鲜卑贵族出身者对与其联姻的汉族姻亲的官职与婚姻情况津津乐道，汉族士族对其鲜卑族姻戚亦细列详举。孝文帝定姓族的目的之一，“是使门阀化了的鲜卑贵族与汉士族合流，以便消除矛盾，加强合作”[3]，从墓志中两者互举姻亲这一侧面，可知孝文帝确实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元宝月墓志》中记志主其母亲杨氏的族望为“恒农杨氏”，与史书记载不合，值得留意。《魏书·京兆王元愉传》称：　　 世宗为纳顺皇后妹为妃，而不见礼答。愉在徐州，纳妾李氏，本姓杨，东郡人。夜闻其歌，悦之，遂被宠嬖。罢州还京，欲进贵之，托右中郎将赵郡李恃显为之养父，就之礼逆，产子宝月。顺皇后召入宫，毁击之，强令为尼于内，以子付妃养之。岁余，后父于劲以后久无所诞，乃上表劝广嫔侍，因令后归李于愉，旧爱更甚。 　　孝文帝行门阀制度，尤重门第婚姻，规定宗室诸王正妃“应取八族及清修之门”，并强制性地命自己的几个弟弟分别娶陇西李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及鲜卑勋臣八姓之首穆氏之女为妃，“前者所纳，可为妾媵”[4]。孝文帝以后，宣武帝同样严格控制宗室诸王的联姻家族。《魏书》卷21上《高阳王雍传》说：“元妃卢氏薨后，更纳博陵崔显妹，甚有色宠，欲以为妃。世宗初以崔氏世号东崔，地寒望劣，难之，久乃听许。”博陵崔氏虽属士族高门，但与孝文帝时规定的皇室通婚家族崔卢王郑“四姓”[5]中的清河崔氏相比，却显得“地寒望劣”，高阳王元雍曾奉其兄孝文帝之命娶原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之女为妃，卢氏死后，再娶博陵崔氏，虽当时元雍对崔氏特别喜爱，宣武帝却长期不同意将其册立为王妃。对宗室诸王正妃选娶家族的此种限定，宣武朝以后有所改变，执政的胡太后因出身寒门，在为皇帝元选备后宫时有意“抑屈人流”，崔、卢、李氏之女等仅被册封为“世妇”，而不入地位更高的左右昭仪、三夫人或九嫔，各家族忿忿不平，纷纷申述[6]。鲜卑贵族婚姻原本具有随意性，执政者态度如此，贵族婚姻复趋杂乱而淫风炽盛，元雍本人亦将其争取而来的王妃崔氏抛在一边，“多幸妓侍，近百许人，而疏弃崔氏，别房幽禁，不得? 卦つ谡龈率扯选Ｖ聊俗笥椅薷存臼梗优淠福仄粑牛砟说眉薄?BR 　　元愉所娶正室为鲜卑勋臣八姓之一的于氏之女，于氏在八姓中地位居后，但孝文帝时，居八姓之首的穆、陆二姓均有人参与反迁都及汉化改革的叛乱活动，于烈却忠心耿耿，与其子于忠相继统领禁军，于烈弟于劲女又立为宣武帝皇后，位望显赫。元愉作为宣武帝之弟，纳皇后于氏之妹为妃，既门当户对，又能“结二族之好”，无奈个人感情与政治婚姻并不能相处无间，他更喜欢并非名门的东郡杨氏女，并“欲进贵之”，即当是试图改变杨氏妾的身份，径以为妃。无论如何，元愉还是明白人，知道以名不经传的东郡杨氏作为自己的王妃不会得到其兄宣武帝的首肯，遂托为赵郡李氏养女，并隆重的迎娶，以此改变杨氏的出身门第。只是作为政治上层人物，个人感情还是不得不让位于政治，杨氏或者说是改头换面后的李氏还是被当时的皇后出于保护妹妹的私心，召进宫中，痛加殴打，并逼其出家为尼。杨氏后来因特殊情况回到元愉身边，正式身份不明，元愉在反叛之际，立杨氏为皇后，终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