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光南歌曲创作思想与美学特征.docVIP

施光南歌曲创作思想与美学特征 施光南歌曲创作思想与美学特征一、清新刚健的风格主调 　　风格是心灵的外化。艺术风格是艺术家思想性格与艺术价值观的外化呈现，是他们在一系列作品中体现的标志性的性格特征，与他们成长过程的社会阅历和对生活的感悟紧密相关。中国南北朝时期著名文艺评论家刘勰说“各师成心，其异如面”，[1]精辟地阐释了这个道理。 　　施光南1940年出生在一个革命干部家庭，从读小学开始在新中国阳光雨露的滋润下成长起来。1957年高中毕业报考中央音乐学院，1964年毕业分配到天津歌剧院任创作员。可以说，施光南的青少年生活经历简单纯洁，深受生机勃勃的社会气氛的感染，后来对音乐专业进行了系统学习，接受中外优秀音乐文化的熏陶，初步通过音乐创作实践逐渐丰富了他的认知，为他世界观、艺术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他献身祖国歌颂人民的艺术理念日趋成熟，进而自觉遵循党的文艺方针，培养了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崇尚正义、歌颂光明的人生态度和思想品德。这一切构成了他灵魂深处最闪光的本质核心，也成为他清新刚健风格主调的内在根据。 　　说他的艺术风格清新刚健，根据有二：一是他的创作主导思想以人民大众的审美需求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寻求探讨人民喜闻乐见的通俗抒情歌曲的样式，热情讴歌新中国欣欣向荣的社会生活；其二是艺术创作精益求精，歌曲旋律活泼明快，节奏舒展适度，充满真挚激情，鼓舞听众乐观向上的积极精神，真诚传达了人民大众的心声，人人传唱，人人愉悦，收到广泛的社会审美效应。其中，1982年创作的《在希望的田野上》就是这方面典型的杰作，这首中型的抒情合唱曲描绘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崭新面貌，散发出浓郁芬芳的乡土气息。音乐采用领唱与合唱交替的形式，尤其领唱女高音的花腔点缀，光彩热情地唱出了广大农民对美好未来的殷切期望，作品成为当时鼓舞人民奋进的时代号角。直到今天唱起这首歌，依旧备感亲切振奋人心。 　　施光南在声乐创作中可谓玑珠连串，类似如此激情澎湃、清越欢快的歌曲还有《最美的赞歌献给党》《我的祖国妈妈》等，每支曲调都倾诉着他对祖国对人民真挚赤诚的热爱，对祖国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正是这种可贵的情愫精髓凝聚成施光南清新刚健的艺术风格，醇化为他音乐作品的主旋律。 　　二、深蕴人民性的民族音韵 　　施光南在音乐创作中尤其重视对民族音乐的借鉴和汲取，他说：“我们要把民歌看成母亲，但我们的创作不应照搬和改编，而是把它们变成自己的东西进行创新。”“吸收和运用民间音乐的养料，在创作中应该追求神似而不是形似”，要大量、深入、认真学习民间音乐，吸收传统的精华，化为自己的血肉，把民间音乐的神韵融化在自己的精神里。”[2] 　　施光南襟怀坦荡、心口如一，将理论观念积极付诸创作实践，精心把我国各民族音乐的精髓神韵融化在自己的作品中，诸如维吾尔民歌风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傣族民歌风的《月光下的凤尾竹》，林林总总，不胜枚举。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政治上实现拨乱反正，文艺创作冲破了极“左”路线的禁锢，百花齐放，从社会生活各个角度选取题材，爱情主题已不再是创作的禁区。中国乐坛也是春风拂荡、万紫千红，施光南这一年创作了新鲜生动的爱情歌曲《吐鲁番葡萄熟了》。歌词运用暗喻与陪衬的手法，巧妙地把对祖国、对生活的爱和对情人的爱融汇在一起，构思新颖，情趣清纯，运用维吾尔族音乐素材，谱写出富有民族意韵的曲调。歌曲采用二部曲式，贯穿着新疆民族歌舞中手鼓的典型节奏，民族风格浓郁别致，宛如姑娘的轻声俏语、娓娓动听，表现了姑娘思念远方情人的炽热情感。歌曲音域不宽，只有十度，但一经发表就广为传唱。在抒情歌曲创作中，施光南针对歌词中的地域特色和民族情调，巧妙运用地域民族的特色音调和节奏，突出了各地域民间音乐的个性特征。例如歌颂少数民族新生活的独唱歌曲《打起手鼓唱起歌》，歌词朴实生动，音乐曲调欢快跳跃，富有浓厚的新疆民歌特色，其中副歌性质的长句，只用了一个衬词“唻”，颇具民族音乐特色，是民族化风格的典型作品。 　　民族性与人民性是紧密相连的，一部作品能真实反映一定民族的人民生活，并通过该民族的审美形式反映的，表达了本民族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就具有一定程度的人民性。我国五十六个民族都有着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施光南能积极吸收借鉴各民族的音乐文化营养，融会贯通在自己的音乐作品中，因此他的艺术风格蕴含着鲜明的人民性，在他谱写的歌曲中具有深蕴人民性的民族音韵。 　　以上述标准衡量，对照施光南的音乐作品，几乎全部都蕴含人民性的思想内涵。且不说大量歌颂劳动、热爱人民的抒情歌曲，且不说他赞扬党领导全国人民振兴国家的宏伟旋律，且不说他对祖国那赤子般眷恋情怀的婉转缠绵曲调，每首乐曲、每支旋律、每个音符都是从他心底倾泻的炽热之情。当年为欢庆十月胜利粉碎“四人帮”的特大喜事，施光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