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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治改革,组长何去何从
村治改革,组长何去何从
摘要: 税费改革及农业税取消之后,在财政短缺的压力之下,部分乡村为减少村级支出,出台了撤销村民组长的制度安排。但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下,实施撤销村民组长这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条件尚未具备。若勉力为之,则会导致制度变迁成本过高、基层治理弱化、村庄本土资源遭受破坏等问题。在农村社会发生根本性变迁之前,“大组长,小村部”的乡村治理模式更有利于农村发展。完善村组制度,健全村级组织,应该坚持财力支持与村治改革双管齐下、现代性与传统性互相交融、思想工作与激励机制相得益彰三大原则。 关键词:组长;村治改革;制度变迁;熟人社会 笔者于近日走访了湖南省洞庭湖区的部分乡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自农村税费改革及农业税取消之后,一些乡村为缓解财政窘迫的局面,于近两年纷纷采取了撤销村民组长的措施,以减少村级财政支出。但令人疑惑的是,一些地方在撤销了村民组长之后,时隔不久又恢复了村民组长制度。如此反复了好几次,却始终没有能够让村民组长“消失”。撤销村民组长产生了哪些问题?村民组长为何屡撤不“消”?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的未来走向如何?这些问题促成了本文的研究。 一、撤销组长产生的问题 一些乡村为了节约村组干部的报酬,减少村级财政支出,实行村组合并,撤销村民组长,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制度变迁得不偿失 制度变迁能否获得正收益是衡量制度变迁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理想村级组织必须是运作成本最低、运作效率最高的村级组织。[1]而调查发现,部分乡村在推行撤销村民组长这一强制性制度变迁时,所导致的结局却是负收益。 F村的一位老支书曾给笔者算了一笔“帐”。从村组干部的工资支出来看,若把村民组长撤销,则至少需要6名村干部才能够比较好的管理本村事务。每一位村干部的工资平均为3500元/年,那么6名村干部的工资总支出则为21000元/年。此外,该老支书还告诉笔者,在撤销村民组长的情况下,因各农户农田用水时缺乏监督而产生的水资源浪费大约为15000元/年。把村干部的总工资和浪费的水资源价值这两项加总,总成本为36000元/年。 而在设立村民组长的情况下,则只需要3名村干部管理本村事务就足够了。此时村里的年工资总支出为23500元。同撤销村民组长的情形相比,设立村民组长时村里每年运行的总成本可以节约将近12500元。 由此可见,部分乡村撤销村民组长是“好心办了坏事”,不仅没有减少村里的支出,反而使乡村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 ? 弱化乡村基层治理 实行税费改革及取消农业税之后,乡村收入进一步减少,其自身运转及控制能力大大削弱。此时的乡村治理结构应该以“强村”为取向。[2]若再撤销于乡村治理中充担重要角色的村民组长,无异于“雪上加霜”,将乡村基层治理进一步引入困境之中。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 乡村公共产品供给削弱 农村公共产品为农业发展、农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村民组长作为农村公共产品的重要供给主体之一,在其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为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公共服务,如技术培训、种子定购、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组织农村水利建设等等。在农村与城市非均衡发展的情形下,国家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严重短缺。而且,税费改革及农业税取消之后,县乡政府更会以此为理由不向农村提供公共产品。此时,若撤销村民组长,必将再次削弱农民的合作能力,再度破坏农村本就脆弱的“造血”机制,对乡村建设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2.?? 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中断 农民利益表达是农民群体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前提。在特定的语境下,它不仅是农民致富与农村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还是农村社会的一种“稳定剂”。对于教育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的农民来说,具有一定“代言”功能的村民组长长期以来成了农民寄托希望之处。撤销村民组长,也即等于中断了农民的利益表达渠道。此时,农民只有通过上访等非正常化的手段来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长此以往,必将造成社会关系日益紧张,威胁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 有人认为,撤销村民组长以后,农民仍然可以向村干部们反映意见和问题,其利益表达渠道仍然畅通无阻。而笔者却不以为然,因为:一方面,撤销村民组长之后,村委会干部必须直接面对众多农户,再加上农村工作本身的繁重性和复杂性,村干部根本就不可能有多少精力和时间去处理农民的意见和诉求;? 另一方面,村委会虽然不是政府,村干部虽然不是官员,但是许多村干部的“官僚化”倾向却比较严重,对村民爱理不理。因此,当村民向村干部反映意见时,很可能如某位村民所说“……光靠村干部是不行的,他们才懒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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