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恩格斯哲学的内在逻辑与时代精神.docVIP

晚年恩格斯哲学的内在逻辑与时代精神 晚年恩格斯哲学的内在逻辑与时代精神 马克思逝世13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史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景观。自从晚年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用马克思的名字来“命名”“我们的理论”[1]的缘由，并在《论住宅问题》中提出“马克思学派”[2]以来，恩格斯阐释的马克思哲学图景一度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史的原初语境。这种原初语境的确立基于对马克思文本的整理和解释，也与晚年恩格斯经典文本的内在逻辑和学术风格有密切关联。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以来，西方学者对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进行文献研读与义理阐释，关注恩格斯哲学之于马克思哲学的异质性研究蔚为大观，形成了持续争议的“晚年恩格斯问题”。以学术方式解析这个问题，应揭示其内蕴的思维张力，理清思想史中的观念演变轨迹，合理分辨西方马克思学界关于晚年恩格斯哲学的深刻洞见和过度解读，进而呈现恩格斯这位19世纪思想家的哲学原像，使进一步的思想评价以清晰的历史事实为基础。 　　一、启蒙时代的自然观：“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思想参照 　　晚年恩格斯提出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个重要的学术概念，前者被西方马克思学界看作“辩证唯物主义”的代名词，后者因与“唯物主义辩证法”具有一致性而被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视为不同于马克思历史观的一种强调似自然性的社会规律的唯物主义理论。当然，后者的名称后来也被用于表明马克思的历史观，这一概念通常仅在恩格斯哲学语境中与唯物主义自然观融为一体的时候遭到质疑，而“唯物主义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成为西方学界诟病的关键。尽管恩格斯并非“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概念的原创者，但因其强调“唯物主义自然观”并将其引入社会历史领域，为此要在马克思之外独自为这一“失误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承担责任。这种看法在西方学界颇为流行，质疑晚年恩格斯哲学观念以及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几乎成为西方马克思学研究中的“常识”。 　　这种看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恩格斯对自然科学发展及其社会意义的强调确乎与马克思不尽相同。在恩格斯看来，有三种科学体现了新时代的重大发现且具有内在关联——“非生物界的并且或多或少能用数学方法处理的科学”“研究活的有机体的科学”“按历史顺序和先进成果来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的形式和国家形式及其由哲学、宗教、艺术等等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的历史科学”[2]。他关注自然科学及其在历史领域的作用并非晚年偏好，实则自早年在曼彻斯特从事商业活动以来一以贯之的思路。因为从那时起，恩格斯就与肖莱马等科学家长期交往并关注自然科学领域每一项具有社会意义的进步。例如，他在1867年为《资本论》第一卷所写的书评中指出：“当自然科学越来越变成历史的科学时，——只要提到拉普拉斯的天文学理论，整个地质学和达尔文的著作就够了。”[3]马克思并未对恩格斯关于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之间关系的解释逻辑提出不同意见。 　　恩格斯关于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一致性的阐释在其晚年达至顶峰，支撑他这种理论自信的最重要根据是自然科学在19世纪的飞速发展——人类从搜集材料的时代进入整理材料的时代，对自然科学的价值以及如何在社会历史领域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可谓生逢其时。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的：“自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因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而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1]毋庸置疑，强调自然科学与依赖自然的唯物主义思路主要源自18世纪启蒙运动，拉美特利、爱尔维修、狄德罗、霍尔巴赫等哲学家重审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唯物主义方式思考哲学基本问题，深刻影响了包括恩格斯在内的19世纪思想家，在这个意义上，“重构与18世纪理论的链接是一项有价值的工作，这不仅因为启蒙运动的背景对恩格斯的独立研究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他们的共同工作也是至关重要的”[4]。 　　当然，恩格斯并未完全接受18世纪唯物主义，他明确称其为“机械唯物主义”，并指出这种唯物主义“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1]。他认为超越机械唯物主义的重要历史成因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因而“对恩格斯影响最大的是19世纪唯物主义，或曰一种基于物理学的科学。恩格斯认为，外部的自然规律决定历史的轨迹，而且他只以辩证思路解读这些自然规律。通过将物理学和辩证法结合起来，恩格斯将黑格尔的辩证法与物理学结合起来。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创造了一种形而上学。自然控制社会的进化。社会变迁的主要原因是外在于人的，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