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跨文化新闻传播.docVIP

浅议跨文化新闻传播 【原文出处】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武汉 【原刊期号】XX02 【分 类 号】G6 【分 类 名】新闻与传播 【复印期号】XX06 【 标 题】浅议跨文化新闻传播 【 作 者】单波 【摘 要 题】理论视点 【 正 文】 　　　　　　一、作为历史现象的跨文化新闻传播 　　新闻作为一种公开传播的信息，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必具要素。社会越开放，越是现代化，人们通过新闻信息交流建立起互动的社会化生活、满足生存和发展的愿望，就越强烈。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新闻传播又在特定的文化圈中成长，传承着一定的文化，受制于一定的文化，开放并改变着一定的文化，同时，还发挥着联系各文化圈的纽带作用。尽管新闻的意识形态性，同它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一样，具有排斥性与对抗性，但跨文化的新闻传播却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延续下来。 　　现代人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跨文化新闻传播是现时代特有的景象，是由卫星技术、网络技术等现代化技术制作出来的“人体延伸”景观。其实，这只是技术决定论者所看到的表象。从根本上说，跨文化新闻传播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所谓世界历史是指建立在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普遍发展基础上的各民族的普遍交往，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着依存关系，都不可独立于世界历史轨迹而发展。很显然，跨文化新闻传播就存在于“各民族的普遍交往”历史进程中。本来，人的历史是从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开始的，是在人的物质联系中演进的，但由于人在物质生活的生产中同时生产着人的精神交往需要，人在物质联系中不断地产生出精神联系，因此，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的普遍交往也得以建立起来，以致于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从这种意义上而言，跨文化新闻传播植根于人的普遍的精神交往需要，而这种需要的出现，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把人们推到了这样的历史场景中：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跨地域、跨文化的相互了解、相互交流有助于开放自我、开放社会，更好地实现人的需要的满足。 　　17世纪，在强大的社会与技术潮流的推动下，欧洲北部诞生了近代化的报纸，其中一股潮流是商业活动逐渐兴盛，人们需要有关价格、供给、需求方面的消息，这些消息有时是来自另一个国家，有时则是来自另一块大陆。另一股潮流是，除了宫廷官员和贵族外，连一般老百姓也开始对政治感兴趣，而且大众感兴趣的范围超过自己的邻近地区，涵盖全国及其他国家。这些潮流连同出版控制的挤压，使新闻传播开始呈现跨文化传播的端倪。如来自意大利和德国的“新闻时事”于1619年在阿姆斯特丹发行，第一份英文“新闻时事”也是在阿姆斯特丹发行；1622年，第一份在英国发行的“新闻时事”，报道的是来自意大利、德国、匈牙利、西班牙和法国的新闻。然而，这些只能算作是自在的跨文化新闻传播，那些自为的跨文化新闻传播还是出现在工业革命以后。到19世纪，欧美部分关注世界局势发展的报纸，已有专人负责阅读外国报刊，并挑选读者感兴趣的文章加以转载；有的报纸还花钱请居住在异地或国外的人撰写新闻稿。1833年，法籍匈牙利人哈瓦斯在巴黎买下一个翻译社从事外国报刊翻译，随后创办了世界上最早的跨国传播的新闻通讯社，使用信鸽在欧洲各国首都间传递新闻。从此，那些大大小小的新闻通讯社就在控制与反控制、对话与对抗相交织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地进行着新闻交换。 　　对中国新闻史家而言，外国人的跨文化新闻传播是伴随着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发展的。在那些早期的传教式新闻性刊物中，有关中国政事的消息，完全依赖在北京发行的京报，尽管他们完全看不上京报，认为京报是最不中用的新闻纸，里头只不过是一些对政府自己有益、发给士绅和官吏阶级看的一些奏议和皇帝的杰作罢了。但是，为了使自己的报刊在中国的土地上立足，他们深知应顺应中国的国情，实行中西方新闻传播的“杂交”，如此才能打开文化征服的道路。马礼逊采取“附会儒学”的策略，在《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封面上印上“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以使中国读者产生亲近感。与此同时，其他一些“习华文，学华语”的西方传教士很注意以四书五经的格言装点他们的刊物，模仿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进行新闻报道，如有些新闻的结尾处往往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现今未知如何，下月细传”，显然采用了中国章回小说的写法，甚至在写到海军交战时，也要写上“大战几个回合”，把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交战描写用到了近代战争上来。在这种包装下，西方的基督教、科学技术知识和近代文明慢慢地渗透进来。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西方传教士的办报活动毕竟带着文化征服的味道，如王韬所言：“其所言论，往往抑中而扬外，甚至黑白颠倒，是非倒置。”与此同时，在《论中国自设西方日报之利》一文中，王韬最早提出了中国人不仅要广泛地创办中文报纸，而且还要自办外文报纸，以发挥对外宣传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