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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说·经传·经变引言 1983年第一届 中国 敦煌·吐鲁番学会，我曾提交了《中国散韵相间、兼说兼唱之文体的来源--且谈变文之变》的论文(载《敦煌学辑刊》1983年8月创刊号。)那篇论文，提出了如下的一些主要论点一，散韵相间、兼说兼唱之文体，于中国本土早在先秦已经成熟确立；二，楚汉辞赋是梵文经偈异质同构的对应形式；三，中国佛教之偈赞，名为梵呗，实系楚汉之声；四，变文即唱导化俗的谈辩、应变之文。 这些论点中，第一、二两点，曾有林家平先生在其1986年第3期《兰州学刊》所载之《试议拓展敦煌学 研究 的空间》一文，以及他与宁强、罗华庆合着的《中国敦煌学史》之有关章节中表示欣赏；第三一点曾有朱绿梅《也谈敦煌讲唱词的 音乐 渊源》一文提出质疑，而且我也有针对的答辩；第四一点，至今尚未见有人评论。 在我自己，于那篇论文的四个主要论点中，最觉不满的是第四一点。 当时虽已认为：变文之变，当有非文体概念的其它含义。但终觉在未找到经变确切语源的情况下，我以一变字而兼及辩、变二义之有关其功能的论说，难逃牵强附会之讥。故于变文一端，只是且谈，而未敢专论。 在我心目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一切名谓，总有其固有的语源。 变文一语，不要说至今还没有找出译文或对音的梵文；即使是找出了译文或对音的梵文，也当如王重民先生所说：变字在汉语内应首先具有相适应的意义。 可惜的是：前此向未有人在汉语中找出变文之变的真正语源，其意也向未有确训达诂。 因此，1985年提交新疆乌鲁木齐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一九八五年学术讨论会上，笔者又提交了本文，以做进一步的探讨。 本文自1985年提交上述学术讨论会之后，又曾见有北京《读书》1988年第4期金克木《变文的变的来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饶宗颐《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之《从睒变论变文与图绘只关系》等文。这些论文所及，正如敦煌《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张鸿勋先生《变文研究评述二题--敦煌变文研究回顾与思考之一》所说：不过表明从古梵语中寻找变字的工作，至今尚未结束而已。此外，还见有广州《华原》1995年第1期姜伯勤先生《变文的南方源头与敦煌的唱导法匠》。此文虽然在隋代吉藏《中观论疏》中找到了释此八不，变文易体，方言甚多的文字，但这已然是流，而不是源。不仅如此，姜先生所谓因为博通众典，在唱说时遂对正式的经文文体加以变通，从而应变无尽。这是最广义的变文概念之言，也并没有超出本文当年的论说。 若干年来，我一直留心于此。从本文第一次成稿的1985年5月至今，我也依然在注视着有关此一 问题 的研究动态。综合考量，我依然坚持如下之或许可以供同人 参考 的意见变文之变者，实系中国固有之经·说、经·传、经·变之变。 一，经·变之制乃中国固有 中国固有之六经《易经》、《书经》、《诗经》、《礼经》、《乐经》、《春秋》，正如梁启超所论：古书椠于竹简，传写甚难，故凡著述者文皆极简。《老子》仅五千言，《墨经》不逾六千言，孔子作《春秋》亦义丰而文约，而微言大义，皆在口说。《墨子·经上》有言：说，所以明也。故《墨辩》有《经上》篇，又有《经说上》篇；有《经下》篇，又有《经说下》篇。《韩子·外储说》亦有《经》、《说》之制。此正如梁启超所说：欲明经，当求其义于经说。此《经》、《说》之制，先有晋人鲁胜《墨辩注序》发明，后又有唐人杜牧言之，自梁氏笃守此例，乃能将经与说之关系，确定而不移。近人栾调甫先生又更指出：盖《墨辩》之有说、辩，犹因明之有立、破。至此，依经以辩理、错综经文以尽其变，爰俞雅辩，畅辩微理的说、辩功能，遂大白于天下。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此《经》、《说》之名，后又移易为《经》、《传》。据《尚书正义》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余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之言，此所谓《尚书》者，已非本经，而是口传，即本经之传。又据《汉书·艺文志》，道家学理也有《傅氏经说》和《邻氏经传》等不同的《说》、《传》。 西汉之时，经师传经之业大盛，立为博士者亦不在少数。此所谓《经传》，与《经说》大半传述圣人口说已略有不同。此正如杜预《春秋左氏传序》所说：《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其例之所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修之要故也。正因如此，蒋伯潜先生才说：圣人所作曰经，贤人所述以释经旨者为传。西汉、东汉以及从此之后经师所依之先秦经传，即如《春秋》而言，便有《左氏》、《公羊》、《谷粱》、《邹氏》、《夹氏》等不同的《传》。 此所谓《传》，又有偏离《经》之主旨者，古人称为《外传》。如，三国韦昭在《国语·叙》中便曾说过：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杜预《春秋左氏传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