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际背景下日语教学中文化因素的导入.docVIP

跨文化交际背景下日语教学中文化因素的导入 跨文化交际背景下日语教学中文化因素的导入 随着中日两国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交流的日渐频繁，跨文化交际成了国内高等院校日语专业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可以认为是该国家或者民族的“理所当然” 　　每个国家和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发展中都会形成一定的思维定式。在此思维定式下的行动方式、习惯、习俗价值观都成为该民族的“理所当然”。对于日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单纯地学习语法、扩大词汇、巩固听力这些不足以保障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了解本民族的文化，并且知悉日本的文化，才能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为此在课程设置方面，在日语课程中导入文化课程显得尤其必要。 　　二、传统日语教学模式与跨文化交际人材的需求的矛盾 　　传统的日语教学重视单词、语法、听力、写作的讲解和掌握。教师一般都会向学生强调反复记忆和大量练习而很少或者几乎不提供相应的场景和语境。这样的记忆和练习会因为缺乏可靠的背景依托从而显得机械和枯燥。同时又与学生母语文化环境不相融合，因此在交流时，学生无法顺利切换模式，从而则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不和谐。例如，在汉语中，作为第二人称的“你”在口语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与平辈的同学之间、朋友之间，家人之间，都可以无碍使用，不会使人觉得突兀和诧异。而日语中相对应的第二人称“あなた”一词在现代日语中已经演变成夫妻之间或者情侣之间的比较亲密的人之间的相互称呼。如果日语教师在讲授日语中相对应的第二人称“あなた”时没有将这些称呼后面的文化习俗告知的话，那么学生很可能会以“あなた”来称呼初次见面的日本人。这对日本人来说无疑是惊吓，甚至会引发不好的联想，从而妨碍跨文化交际的正常进行。 　　因此，忽略文化因素的导入可能不能推动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当然我们在强调跨文化交际中文化的重要性的同时也不否定对于语言本身的学习。相反，跨文化交际对语言能力、特别是语言交流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没有日语基本能力的提高跨文化交际只是一种空话。 　　三、日语教学中文化因素的导入内容 　　既然跨文化交际既包括语言交际行为和非语言交际行为，那么在日语教学过程中导入文化因素时也须从此两方面着手。 　　1.日语教学中语言交际的文化导入。日本虽然也属于儒家文化圈，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是经过几千年来的不断演变和受容，与日本人独有的宇宙观、自然观以及传统文化整合，已经形成了完全有异于中国文化的日本独有的民族文化。表现在语言上，就是日语特别偏好使用重视状态、结果描写的自动词以及被动句，而有意无意地隐藏甚至忽略动作主体。日本人多把事物描写成为客观的自然形成，而自己并非意志的决策者，而是事物和状态的接受者与参与者。因此，日本被称做典型的“なる”型语言。而中国自古信奉“人定胜天”，认为“谋事在人”，因此汉语属于典型的“する”型语言。这种差异为以汉语为母语的学习者带来了文化上的干扰。例如，中国人习惯用他动词来表达的意思而日语往往用自动词来表达。例如，“我决定结婚了”这个句子。“决定”这个词属于个人意志型动词，里面含有强烈的个人意志，因为一般的中国人都会认为结婚这种事情是由“我”来决定的，因此“我”是动作的发出者。按照这种思维把这句话译成日语，就成为“私は結婚することにします”。这句话从语法来看完全符合日语语法规则，然而日本的习惯说法却是“私は結婚することになります”。前一个翻译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把人看作事物的决定者因此用的是意志性动词，而对于日本人来说，主语的“我”并不是结婚这件事情的决定者，而是结婚的参与者，“我”不过是顺其自然罢了。再如汉语中的“下雨”、“刮风”都属于动宾结构，然而日语表达形式为主谓结构“雨が降る”、“風が吹く”。风和雨都成为主语，而不是汉语中的对象语。这也是因为日本人信奉和崇拜自然界，认为自然界一切都是自身主动发生、人的意志无法干预的原因。如果学生无法在学习语法的同时知悉其文化背景，虽然能写出符合语法习惯的日语，却不能写出符合日本人的心理的自然的日语，因而显得生硬呆板。 　　2.日语教学中非语言因素的导入。非语言表达是与其所依靠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有些非语言行为是全世界通用的，比如说在开心的时候都会露出微笑的表情等等。除了这些世界通用的之外，更多的是与文化背景相关的各国独有的非语言文化。日本民族特殊的文化氛围孕育了日本人独特的非语言表达方式。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保守，谨慎，节制，低姿态的肢体语言；以他人为中心；善于体察等[1]。这种非语言行为的身体语言就是日本人谨慎、保守、低调的一个典型表现。日语交际中无处不在的“相槌”充分体现了日本人低姿态、以他人为中心的性格特征。 　　“相槌”意为“随声附和”。在日本人的日常交际中，虽然自己未必赞同对方所说，但是也会频繁地以“はい”、“そうです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