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的文学评论与1980年代社会学批评方法的嬗变.docVIP

雷达的文学评论与1980年代社会学批评方法的嬗变 雷达的文学评论与1980年代社会学批评方法的嬗变 雷达一直以文学批评的方式追踪当下文学创作、现象和潮流，“探测此起彼伏的文学潮汐”[1]。他曾明确指出，自己是以“历史的美学的批评”方法，做区别于“时间相对充裕的研究者们”的“近距离的”文学评论[2]，并从整体上将自己的评论概括为：既有评析具体作家作品的“微观解剖性”文字，也有“概观”文学现象、文学潮流的“宏观评估性”“整体描述性”文章[3]。更值得注意的是，雷达文学批评的嬗变与1980年代社会学批评方法蜕变、更新的关系。雷达是秉承着社会学批评方法走上文学批评道路的。而社会学批评方法在20世纪50—70年代就存在“泛政治化”“泛阶级论”的缺点，并在“文革”期间走向了极端。“文革”之后，文艺界承继了这种批评方法，但随着对“文革”清理的深入和思想解放的展开，理论批评家们对其存在的诸多问题做出了调整，使其走上了正常化、健康化的道路。与此同时，随着1980年代文学逐渐走向“多元”“异质”的文学尝试与探索也对社会学批评方法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 　　雷达1980年代的文学批评历程，恰恰体现了社会学批评方法面对时代转型与文学新潮而进行积极调整的过程。虽然“背着传统而面对缤纷的新思潮”[4]，但他并没有墨守成规、顽固守卫既有方法观念“纯洁性”，而是与阎纲、许觉民等年长的批评家一道，迎纳新潮，独立思考，为备受质疑与冷遇的社会学批评方法开拓出了蜕变与更生之路。1984年之后，随着雷达对“人的觉醒”“现代意识”“传统与现代”等问题思考的深入，以及对凝聚着“激情与理性”批评风格的自觉追求，他的价值立场与批评风格日渐成熟，创作了《游魂的复活——评〈红高粱〉》《模式与活力——贾平凹之谜》《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新时期文学主潮论纲》《〈白涡〉的精神悲剧》，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的《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心灵的挣扎——〈废都〉评析与批判》等一批批评文章，在“新潮批评”崛起与“方法论”“观念论”的众声喧哗之中，昭示出社会学批评不可取代的价值与深切浑厚的魅力。 　　一、“真实性”：对认识主体的发现与重视 　　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社会学批评，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哲学、美学观念为基础，重在从“反映论”的角度认识文学与时代生活的关系，强调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艺术创造与阶级意识形态、文艺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以阶级的优越与否来判断文艺的“优越”与“腐朽”，认为现实主义是“最正确”的艺术方式[5]，强调对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做出社会学评价。批评家要“努力寻找有关作品的基本社会倾向”，并以“无产阶级伦理学中的那个标准：凡是有助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发展和胜利的都是好的，凡是有害于这一事业的都是糟的”，对作品的倾向“作出总的评价”[6]。因此，社会学批评不仅重视文学对时代社会“真实”的反映关系，还强调通过对广阔的历史、现实的开掘，以表现历史时代的“本质”；不仅重视作品的思想倾向，还强调作品的社会效果和现实功能；为了避免“席勒化”倾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向，人物的形象性与环境的“典型性”，是作品成功的重要标志[7]。真实性、思想倾向性、人物与环境的典型性是这种社会学批评方法的三大标准。雷达的文学批评重视“小说中深切的生活真实和浓厚的生活气息，深刻独到的见解和丰满厚实的人物形象”[8]，重视作品的“现实的广阔感，历史的纵深感，人物的厚实感”[2]，便是这种批评标准的具体体现。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批评实践中，怎样的历史、现实、人物才是“真实的”？历史时代的“本质”究竟如何认定？这些问题由于“主体”认知“客体”的过程的复杂性和有限性，很难有统一的答案。在20世纪50—70年代，往往由政治意识形态、政策的标准判断作品的“本质真实”与否。因而在政治、政策转型与变动中，就出现了判断的分歧，甚至对作品的评价在政策变动前后出现了截然相反的判断。“文革”后，文艺界在“揭批”与“拨乱反正”中，“扫荡瞒和骗的文艺”，呼吁“直面现实”[9]，重新将“真实性”确立为批评的重要标准。然而，在判断作品的“真实性”问题上，分歧并没有消失。在对《班主任》《伤痕》《假如我是真的》等文学作品的争论中，“真实”与否都是决定作品命运的关键所在：支持者以反映了生活真实来论证这些作品的合法性，否定者则通过强调“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区别、强调“真实性与政治倾向性”的辩证关系，提出“典型真实”与“本质真实”等概念，对这些作品进行了批判。“真实性”仍然是一个“扯不清”[10]的问题。 　　应该怎样判断作品的“真实性”，也是雷达必须面对的问题。写于1978年2月的《人民的心声——赞〈班主任〉等作品的出现》一文，以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情感来论证作品 的“真实性”，显然是对当代文学批评以“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