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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文学研究的困局与生机 青春文学研究的困局与生机 一 　　我想从《思想史的写法》——这是葛兆光先生两卷本《中国思想史》的导论——开始谈起。这样一篇关于思想史写作的方法论长文，对于我们的议题有何启迪？ 　　葛先生的文章最有价值的地方，是他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大意是：我们以前的思想史，基本上就是一部“精英思想史”，叙述、罗列的是少数思想天才的成果。比如提到宋代思想史或哲学史，就是这样一条线索：从周敦颐到邵雍、二程、朱熹，前后加上张栻、吕祖谦，左右加上陈亮、陆九渊，这条脉络似乎天经地义……但问题是：思想精英的思考，往往是“突出”于历史背景之上的，是思想史上的“非连续性”环节，就像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所说的“历史的断裂”，“断裂是与常规的轨道脱节，与平均的水准背离，它常常是时间顺序和逻辑顺序上无法确定其来源和去向的突发性现象”。可是我们知道，在日常生活中真正地提供给、作用于普通人去应对世界的那些知识与思想，并不全在精英和经典中。也就是说，少数思想天才的思想、过去思想史著作一再大书特书且加以编排谱系的思想，未必与普遍知识水准、一般思想状况相关。反过来，有些并不占有突出地位的人或著作却有可能真的在思想史上深深地留下过印迹。总之，“过去的思想史只是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可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人们生活的实际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 　　其实文学史上也不乏这样的例子。清末林译小说中品类最多的是哈葛德的作品，一纸风行；陈寅恪先生在《论再生缘》中提及“哈葛德者，其文学地位在英文中，并非高品”，今天即便我们中国人写的外国文学史上也不会出现他的名字。但这位“文学史上消失的作家”，却兴许恰恰塑造着国人对文学现代转型的理解。类似的，我们通常说19世纪40年代是狄更斯、萨克雷、勃朗特的时代，可是据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中提示：现在留存下来一些当时书店的畅销书榜和最受欢迎的作家名单，其中没一个我们认识的，他们的读者“不只是堕落的穷人，那些‘出身良好的人’也有此嗜好，至少是在乘火车旅行途中”。这些作者尽管进入不了文学史，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掌握当时人对文学的想象，其实离不开这些今天看来名不见经传的作者。 　　葛先生的启示非常打动我。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我一直有这样的困惑，我们不太理解，比如说一部青春文学畅销书，在普通人的感受与思维世界中是如何被接受的，很多文学研究的处理方法，永远得到的是“我”如何理解，而很少去体贴“我们”/平均数的大众是如何理解。 　　这样说来，今天在进入青春文学、类型文学研究时，不妨具备两幅眼光、两种笔墨。一种是传统的文学研究的方法。郭敬明的《爵迹》在《收获》增刊发表时，同期配发了郜元宝教授的评论。这篇评论从基本的文字、修辞问题谈起，这是评论家的“读法”。文学批评有自己的传统和规范，既然郭敬明的小说已经登上了《收获》，既然我们以文学作品的要求来对待《爵迹》，那么郜老师从文字、修辞等文学的“基本功”入手去解剖小说，正是批评家的正宗路数，并不像人们感觉的那样是杀鸡用牛刀的错位。古人强调“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从郭敬明自视来看决不满足于作一个写手，哪怕很多文学专业读者和专家们对郭敬明不屑一顾，我们就更应该通过文学的“正法眼”来丈量出郭敬明小说的不足。以上是从传统的文学研究的角度而言。但这种方法可能无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21世纪最初的十年内郭敬明的小说可以占据那么惊人的市场份额？粉丝们是如何阅读、消费郭敬明的？要应对这样的问题，需要扩展、更新文学批评的方法，需要尝试历史学、社会学的实证手段——比如问卷调查，以及整理、分析“四迷”们在网络论坛上的帖子所传达出的信息等，需要借鉴“阅读史”的方法，以及类似人类学的视野，放弃自身成见，进入“他者”视野。通过以上手段，来重建青春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文学的阅读现场，把握一般状况中的、近乎平均值的文学理解。 　　二 　　其实以上方法已经有学者开始尝试，比如温儒敏教授率领学术团队进行“当代文学生活状况调查”，江冰教授率领学术团队展开“80后”文学研究。我还是回到自身，即便选择“研究性的读法”，到底如何来面对郭敬明为代表的当下青春文学？ 　　四年前，我与友人作过一次关于“80后”写作的三人谈，当提及郭敬明的作品时，表达了反感和忧虑：这是一种遮蔽现实、歪曲历史的写作，尤其危险的是其背后有着一条完整可复制的产业链和庞大的集团力量。后来，在给复旦大学本科生开设的一门“当代小说选读”课上，我现场调研，问在座可有“小四”的粉丝，随即教室里爆发一阵哄堂大笑，我似乎很欣慰于这样的笑声，也许其中包含着我认可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