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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源流·西汉儒教（四） ——李唐韩愈??重振儒教?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隋朝统治者对待儒、道、佛三教虽说是一视同仁，但总是根据情势唯我所用，而不是固定不变。儒教的颓势未能根本改变。北周静帝大定元年（公元581年），隋王杨坚手握重权，利用儒学宣扬的禅让制度，迫使周静帝让位于他。为了掩饰自己名为禅位、实为篡权的叛逆行为，杨坚不得不借用儒学的某些理论来装潢门面。开皇三年（公元583年）下诏说：“行仁蹈义，名教所先，厉俗厚风，宜见褒奖。”（《隋书·文帝纪》）开皇九年，复下诏说：“朕祗承天命，清荡万方。百王衰敝之后，兆庶浇浮之日，圣人遗训，扫地俱尽。制礼作乐，今也其时。”（《隋书·文帝纪》）并亲自“整万乘，率百僚，遵问道之义，观释奠之礼。”（《隋书·儒林传》）隋炀帝即位之后，于大业四年（（公元608年）下诏说：“先师尼父，圣德在躬，诞发天纵之姿，宪章文武之道。……盛德之美，可存于百代。永惟懿德，宜有优荣。可立孔子后为绍圣侯。有司求其苗裔，录以申上。”（《隋书·炀帝纪》）为振兴学校教育，还大举征召儒生，修订、重释经书。参与修订、重释的儒生徐文远、槠徽、鲁世达、陆德明被授予国子、太学博士、助教等爵位。经过修订、重释，经书面目大变。“时人称文远之《左传》、槠徽之《礼》、鲁（世）达之《诗》、陆德明之《易》，皆为一时之最。”（《旧唐书·儒学传》） 从表面上看，隋朝还算是尊崇儒学，其实是希望将儒学控制在有利于巩固自己权势的限度之内。严格地说，隋朝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佛学，隋朝统治者真正信奉的是佛教，隋文帝杨坚自己以为“我兴由佛法”，所以于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佛像”（《隋书·经籍志》）。“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隋书·经籍志》）在这种情势之下，儒学每况愈下的趋势就难以改变。 到了唐朝，社会上下信佛之风愈刮愈烈。引发出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武周一世，“铸浮屠，立庙塔，绝无虚岁”，到肃宗、德宗、顺宗时，信佛佞佛之风更盛，中外臣民，如痴似狂，“承流相比，皆废人事而奉佛”。唐代宗“常于禁中饭僧百余人，有寇至则令僧讲《仁王经》以禳之，寇去则厚加赏赐。胡僧不空，官至卿监，爵为国公，出入禁门，势移权贵，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资治通鉴》唐纪40）。德宗贞元六年，“诏出岐山无忧王寺佛骨迎置禁中，又送诸寺以示众，倾都瞻礼，施财巨万”（《资治通鉴》唐纪49）。德宗迎佛骨于禁中拜奉，已开宪宗迎佛骨之先河。佛教势力的恶性发展，对封建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危害。加之封建帝王、大臣多焚香礼佛，以佛教义理作为安身立命的基础，这势必威胁到儒教文化的传承，妨害封建社会的正常发展。除佛教之外，道教对唐代社会生活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因唐皇室姓李，道教徒因缘附会，造说老子（李耳）为唐室之祖先，故道教自唐以降，即逐渐取得政治、社会上的高贵地位，至玄宗时而极盛，如以道士、女冠隶宗正寺，尊崇老子以帝号，为之立庙，祀以祖宗之礼。除以《老子》为《道德经》外，更名庄、文、列、庚桑诸子为《南华》、《通玄》、《冲虚》、《洞灵》等经，并设崇玄学以课生徒，同于国子监。更为可笑的是，东汉班固作《汉书·古今人表》原将老子列为三等，而唐代升为一等，并号老子妻为先天太后。唐玄宗还亲自为《老子》作注，颁之全国，下诏要求“士庶家藏一本，劝令习读，使知指要”（《龙角山记·唐明皇诏下庆唐观》）。唐代很多帝王还迷信道教长生术，服食炼丹，对唐代政治、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在这种情势下，儒教更趋衰落。“隋季版荡，庠序无闻，儒道坠泥途，诗书填坑穽。”（《旧唐书·萧德言传》）这段话，充分说明了隋末唐初儒学颓废，斯文扫地的情形。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封建统治者不关心儒教。与此相反，唐高祖李渊（566—635），“颇好儒臣”。武德元年（公元618年），首先恢复学校，“置国子、太学、四门生，合三佰余员。郡县学亦各置生员。”（《资治通鉴·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又于武德二年下诏说：“朕君临区宇，兴化崇儒，永言先达，情深绍嗣。宜令有司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是以学者慕向，儒教聿兴。”（《旧唐书·儒学列传序论》）李渊曾亲临国子学释奠，听诸生讲解经义（《旧唐书·陆德明传》）。同时遏止佛、道势力的恶性膨胀。武德九年下诏曰：“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大寺观居住，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进，戒行有阙，不堪供养者，并令罢遣，各还桑梓。所司明为条式，务依法教，违制之事，悉宜停断。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旧唐书·高祖本纪》）唐太宗（599—649）继位之前，就“锐意经籍，于秦府开文学馆，广引文学之士，下诏以府属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给五品珍膳，分为之番，更直宿于阁下。及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