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隐性采访的法律和道德问题论.doc

论隐性采访的法律和道德问题 ——新闻学 章昊辰 论文摘要：近年来，随着新闻事业的不断发展，隐性采访作为一种新兴的采访方式，越来越受到新闻从业人员的亲睐。媒体的公众性质决定了其独有的特质，也造成了其不可避免的缺陷。而隐性采访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规避了缺陷，增强了新闻的真实性。当然，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下面就对隐性采访的认识、应注意的问题、法律地位以及记者的道德来对隐性采访这一形式所涉及的法律和道德问题进行分析。 关键词：隐性采访；合法性；职业道德 对隐性采访的基本认识 （一）什么叫隐性采访 所谓隐性采访，是指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偷拍、偷录等记录方式，或者隐瞒记者的身份，以体验的方式或者其他方式，不公开猎取已发生或正在发生又未被披露的新闻素材的采访形式。 隐性采访是一种特殊的采访形式，在电视节目的舆论监督中隐性采访已成为一种较常使用且效果较为明显的一种形式，尤其在批评性报道中，隐性采访的手法越来越受到记者们的垂青。在一段时间内甚至大有“无片不隐”的趋势。在采访对象弄虚作假或者批评性报道中采访对象拒绝接受采访甚至对记者人身安全构成威胁的特殊情况下，电视新闻中往往就要运用隐性采访。中央电视台的名牌栏目《焦点访谈》就经常会运用隐性采访来进行批评性报道。所以说隐性采访就是指记者出于特定原因，不公开自己的记者身份，或在不通知被摄对象、不申明采访目的等情况下，对隐蔽的信息搜集的采访方式，也有人称之为暗访、偷拍。 （二）隐性采访的起源 隐性采访在西方新闻是早已有之。1880年，美国《纽约世界报》女记者勒丽·蓓蕾听说伯勒克威尔岛疯人院虐待精神病患者、侵犯人身权利，她便把自己乔装打扮成一名“疯子”，亲身体验、了解情况。（知识林--《新闻知识》1987年04期）我国著名报人邵飘萍也比较早地关注隐性采访问题。由于电视隐性采访消除了采访现场和摄像机的存在而产生的违背生活自然流程的可能，其新闻性和现场感就强，因而在观众心中产生的真实感和可信度也较强，它所起到的舆论监督的效果也就不错。 （三）隐性采访的运用范围 隐性采访作为采访方式的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完成显性采访不能完成的任务，但是，隐性采访毕竟只是显性采访的一种辅助手段和工具。既然是辅助性的，那么就应该有一个“度”的问题。隐性采访一定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不能将其凌驾于法律之上。当前的媒介上，隐性采访似乎有过滥之嫌。有部分学者认为只有在无法或不能公开采访，或者在正常采访无法实现预期目标的特定情况下，才能不得已而为之。新闻工作者只有在用尽了一切合法的、毫无争议的手段之后，才可考虑是否用相对来说值得研究的手段来采访新闻。 隐性采访应注意的问题 （一）记者用隐身的替代身份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 记者用隐身的替代身份只能是一般公民依法可以充当的角色而不能是法律特别授权的，拥有某种特殊权利的特殊身份。例如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记者，为了采访山东菜农进京所遭遇到的种种路障和非法收费问题，巧妙拍录了许多真实的镜头。记者扮演“菜农”，“顾客”等其实也就是充当了替代身份。在具体的实际操作过程中，记者为了获得可靠信息，为了方便接触采访对象，往往假扮一些身份进行隐性采访。例如一位记者冒充工程人员进入三峡工地龙口地段的禁区，甚至一度被误认为是指挥长，这是明显的违规。又如，浙江某报记者冒充应聘者，参加杭州市招聘副处级干部的考试，结果被选中，直到有关部门决定商调时，才知道这是报社派记者“考察”招聘活动的公正性。这种做法严重干扰了市政府的正常工作。对于记者来说，诸如人大代表、公务员、军人、警察等其他执法人员等，这类职务都是依照相关的法律规定专门授予的，其身份和职务具有法定性和特定性。假扮不但有“招摇撞骗”之嫌，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且会干扰正常的工作秩序，也有损于法纪、政纪的严肃性。这些职务记者是不能假扮的，这就是替代身份的法律限制。在这类隐性采访中，记者应与公安、工商等相关执法部门配合。因此我认为，记者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不是随意的，不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二）记者使用隐性采访的场合必须是公众场合和真实的客观环境。 记者可以在普通公众可以自由出入的公共场所，如公路、商场、车站、公园等，也可以假冒身份，秘密“进入”他认为需要进入的公众场所进行隐秘采访。但不能秘密设置一个引人入彀的“陷阱”欺骗被采访者进入后再采访，或者根据自己的主观想象和判断，主动假装去为其提供犯罪客体，这样的话倒有诱发犯罪的嫌疑。例如：为了获得有关被采访对象做假的情况，记者冒充订货者、采购者深入“虎穴”采访新闻，或者记者以欲接受黄色服务的人的身份，对舞厅、茶楼进行偷拍，与采访对象讲“正题”，使被采访对象在不知不觉中中了圈套，这无意间是在诱导被采访对象。诱导，主要是指记者在和采访对象打交道的过程中，故意设置“圈套”、“陷阱”，从而诱使对方上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