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博弈与环境法律责任的定量适用..docVIP

环境博弈与环境法律责任的定量适用. 摘 要：环境法律救济责任似一场国家与企业的博弈，为达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适用环境法律责任必须定量精确、合理，使企业能够承受又尚有余地；按“成本-收益”分析法量化其责任形式，改变法律规定只能定性不能定量的缺陷，有效提高救济措施的适用弹性，诱导并激发企业积极合作，力求博弈的合作解，获取博弈的双赢。 　　关键词：环境博弈；救济责任；市场化 　　 　　环境法律救济制度是破坏环境行为的事后矫正制度。对企业而言，环境法律救济制度属“外力”干涉，侵犯其自主经营权，增加生产成本，企业为减损经济利益必会抵制或逃避；对国家而言，这是维护公共利益，被破坏的环境必须恢复，破坏行为必须遏制。所以，环境救济行动就像一场国家与企业间的环保博弈，企业利用排污赚取额外利润，“情不自禁”；国家实施法律救济，随之发生。在博弈的反复进行中，不合作必然陷入“囚徒困境”，两败俱伤，最终社会利益受损。双方只有“合作”，才能使企业仍然盈利、环境得以改善和恢复，这才是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也是环境法律救济制度的目的所在。这种求取重复博弈前提下的合作解，就是求取双赢。 　　 　　1 应精确、合理的适用环境法律责任 　　 　　由于环境破坏存在客观不可避免性及事后矫正的不可避免，救济制度在对破坏环境行为的事后矫正即环境的改善、恢复中的作用则显得格外重要。中国目前在环境法律救济中（包括实施细则在内），规定的救济措施形式有限，对破坏环境行为应承担的责任没有经济学上的精确定量，很难形成市场压力而缺乏有效遏制力。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的责任形式定性不定量，有警告、罚款、收费、赔偿损失、责令停产、责令停业、关闭等，责任分级从轻到重，由一种到另一种呈跳跃式变化，没有连续衔接。分摊给企业负担的救济责任要么不值一提，要么负担不起，近乎随意。相当于国家面对着情况不一的各类博弈对手，只有寥寥数种手段对应，其结果是负担轻了纵容排污，社会利益受损；重了，伤及企业生产力，最终社会利益受损。作为相对弱势一方的企业在生产中要么明减暗排，要么减产或停产，环境救济的实施成了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占优”策略，博弈陷入“社会困境”，环境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争取企业合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是否承受得起所分摊的责任。要获取博弈的合作解，关键在于国家实施适用的、精确的法律救济制度。 　　引入经济分析理念，企业排污是经济的外部性表现，是转嫁生产成本，通过外部性内部化措施、迫使企业收回“转嫁的成本”应成为实施环境法律救济的目的，使责任市场化、经济化，并以货币为量纲，核算成本，精确划分。对各个企业需实施的环境法律救济，应按经济学含义以能够精确对责任轻重予以控制、确保分摊负担的公平、恰好相当企业本应自己负担却通过排污转嫁的成本为宜。在此前提下，考虑企业的现实承受能力，将其应承担的责任准确定位于实际可行的水平，国家的博弈手段就具有“合理”性了，既保证了企业基本利益不受损害，又堵住企业推脱责任的借口，企业“配合”救济措施落实的积极性定会高于仅靠国家强制力推行的境况。因此，环境法律救济责任的市场化核算，将使国家在环境法律救济中有可精确调控的博弈工具，灵活应对各种救济需求，实现博弈结局的“帕累托”均衡。 　　 　　2 精确量化环境法律责任是争取企业积极合作的有效条件 　　 　 　　站在企业角度分析环境救济责任，促使其采取积极合作态度的因素除了道义以外，就是经济因素。如图1，横轴表示企业污染物排放量，纵轴表示企业的边际治污成本；企业边际收益线MNPR向右下方倾斜；边际治污成本与污染物排放量的关系由曲线MPAC表示，从右向左上方倾斜，因污染物越少，则净化难度越高、净化成本投入越大。MNPR和MPAC相交于a点，a点左侧的边际治污成本高于边际收益，右侧的边际治污成本小于边际收益。b点是企业生产均衡点，假设此时企业治污投资为零，则排污量达到最大（q），线段bq代表此时的最大边际收益。当企业的放任排污受到追究、面临承担环境法律责任或选择投资治污时，只要所担责任带给企业的负担高于a点对应的边际治污成本C4，企业肯定会选择自己治污。例如投入成本C1，则边际收益减为a1；投入C2，则边际收益减为a2；投入C3，则边际收益减为a3；……以此类推，企业可以视自身负担能力及法律、舆论等外部压力的大小，调整治污投入，在由MPAC、MNPR和垂线bq组成的三角形净收益空间abq内选择治污投入数额。这个净收益三角形能为企业保留一定收益，成为诱发企业投资治污的经济因素，企业在此范围内投资治污利于法律担责。这说明只要能够精确合理地认定法律责任，为企业划出一个承担救济责任的“合作”区域，企业就愿意并能够在博弈中采取“合作”态度。即企业在一定条件下具有投资治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