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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大学问》：汉学大师陈启云55载治学感悟 主题：汉学大师陈启云先生跨越中西55载的治学感悟——美国的通识教育、专业训练和文化伦理 时间：2011年10月27日晚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人文修养与道德情操专题课程 编辑：陈芳 陈启云（1933年~）： 享誉世界的汉学大家，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嫡传弟子，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哲学博士后，《剑桥中国史》之秦汉史著者。现任清华大学（台湾）终身荣誉教授、讲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讲座教授；南开大学陈省身讲席教授。 主要著作有：《荀悦与中世儒学》(英国剑桥大学1975年出版；2000年中译，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荀悦与汉末思想》（美国普林斯顿大学1980年出版），《剑桥中国秦汉史》第十五章（剑桥大学1986；1992年北京中译），《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历史论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003)，《治史体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儒学与汉代历史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part01开篇 中西道德伦理之不同 中西对道德伦理认知之不同，一跟语言有关，另一则是观念问题。西方言胜于行，通过语言让你知道什么是真、善、美，西方的观念真理最重要，真理要靠语言来表达；而中国则是行胜于言，什么是善什么是好，在中国这是行为的问题，中国讲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者立言。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ladies and gentlemen（台下笑声）。 今天很难得，有机会跟各位谈一谈人文跟道德精神方面的问题。当初汉青学院负责人跟我联系时，跟我讲让围绕道德修养这方面的问题，我是犹豫了相当久，真的很犹豫。 儒家道德理想中，有几句话：言教者讼，身教者从，道德修养这个问题不是可讲的，应该是身体力行，越讲得好的话，那道德越糟。这人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所以我当时犹豫了下。中国讲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者立言，讲不是很重要。 但我在西方学习、工作、生活了五十多年，西方的看法是刚刚相反。比如说西方学术的老祖宗苏格拉底，他最有名的就是常在街头跟年轻人对话聊天，谈就是言，为什么不以身作则、身教，而是找年轻人聊天呢？他们的道理是，大部分人做坏事，但他不知道那是坏事；一旦告诉他那是坏事，他就不做了。所以他要跟年轻人聊天，告诉他们什么是善，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只要知道了，他们就不做了。 中国人就是，知跟行是两段。清华大学校庆时，校内有一句话叫行比言重要。我看到后，好几次都想跟清华大学校长写信，把那个去掉。在西方是言比行更重要，中国是行比言重要，这一点要记得非常清楚。 由苏格拉底开始，古希腊追求真、善、美，最重要的是真，是真善不是假善，真是第一个。 西方研究中国科学最有名的学者叫李约瑟，他在《中华科学文明史》一书开篇就提到，在中国，历史为万学之母。怎么说呢？比如六经皆史也，我们的先秦诸子都是先见、先圣、先贤言行的记录。我们的国学四部——经、史、子、集都是跟历史有关的，都跟人有关。 哲学是跟真理有关的。西方，他们强调观念，不讲人，观念是谁的并不重要，谁讲都一样；中国讲人，人才有观念。西方，观念真理比较重要，比如行善做好事，什么是善什么是好？在西方，这是哲学观念问题；在中国是行为问题。这是中西最不同的东西。 到了二十世纪，中国是言必行之；西方，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是语言转向的世纪。西方最重要的是哲学，哲学要坚持追求客观的真理，这个真理是永恒不变的，是普遍性的，最高的学问就是哲学。因此，柏拉图就讲，最合理的社会是，一个人的学问最高，地位也应该最高，学问跟他的地位平等。假如这个理想可以实现，就是世界大同，所谓理想国。 但是我们也知道，世界发展跟我们想象不太一样。中国人讲历史，西方人讲哲学。历史上讲有成功和失败，好人坏人，以及正义，但真理找了半天没有找到，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语言不够，我们的语言是从底下说的，语言交谈就非常功利，非常现实，世俗的语言讲不出超越的真理。我们现在的失败其实是语言失败，而不是我们坚持真理失败了。 哲学分析不能解决的问题，就用语言分析去解决，用语言分析去解答。话语权，都是近二三十年提出来的，为什么讲权呢？权是很现实的，真理是非常不现实的东西。那就讲了，世界上好像没有真理了，如果有，那就是我们语言所代表的权或者能等等。 在西方，语言是真理的载体，没有语言，真理就说不出来，言辞不够水准，真理找到了，说不出来，一说就错了。我们现在就要把语言处理好，再去讲真理。话语权，不管我讲的对，还是错，我在这讲，你们在下面听，那我就有权，有发言权，这些在西方都是非常重要的，真理要靠语言来表达。 今天讲道德，我再强调一下语言的重要性。中国讲行为最重要，要行要实践；西方是讲语言，通过语言让你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你做坏是因为你不知道，就让你知道什么是坏事什么是好、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