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综合评价趋势及理论.docVIP

企业综合评价的趋势及理论企业评价是揭示企业内在价值和提供创造价值途径的行为，因而企业评价的基本功能被认为是导向功能。企业综合评价是相对于单项评价而言，可分为局部综合和全面综合。当前我国是企业综合评价主流——财务性绩效评价就是一种局部综合评价。但是，我们看到企业综合评价正朝着三种综合趋势发展，这就是：评价主体及目的多元化之综合；财务性绩效评价与战略性绩效评价之综合；外部评价和内部评价之综合。本文希望对上述三种综合趋势给予理论上的评述，并揭示这些趋势对我国企业综合评价工作的意义。 一、谁要评价和因何要评价 评价主体即评价行为主体，它回答谁要求评价的问题。评价目的是评价行为的动机，它回答为什么要评价的问题。根据简单的行为逻辑——动机产生行为，评价主体及目的构成了评价行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以我国1999年6月颁行的《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规则》（以下简称《规则》）为例，其评价主体是行使国有资本金财产权的政府，其评价目的是为提高国有资本金的运作效率而对企业实施间接管理和监控提供依据，由此而产生评价行为。但是，在评价行为过程中，政府可以自己组织专家组进行评价也可以委托中介机构实施评价，我们绝不可以把这些专家组或中介机构称为评价主体或实施主体。《规则》中按实施主体把企业效绩评价分为政府评价行为和社会评价行为，企业因而成为评价客体（财政部统计评价司，1999）。我们更倾向于根据企业的契约理论，把企业看成是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契约关系的结合体。企业价值需要不同要素所者的共同努力来创造和提升，因而不同要素所有者都有揭示企业内在价值和指明价值创造途径的潜在动机，即有企业评价的要求。所以，我们把不同要素所有者作为评价主体，并认为评价主体是提供企业价值增值的源泉。从这一意义上说，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作为评价主体是没有主次差异的，但是，以在“资本雇用劳动”这种主要契约形式组建企业的条件下，资本所有者把自身构建为作用于他人的权力主体，这就是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说的权力领域内的“主体客体化”模式。对于企业评价而言，资本所有者成为评价主体，而企业（实质上应是包括资本所有者在内的全体要素所有者的契约关系束）成为评价客体。现有企业评价的主流模式，包括我国的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体系都是这样形成的。公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仅有的差别在于，作为评价主体的政府具有公有产权主体和规制主体双重身份，从而在企业评价中有双重或多重的目的。 我们认为评价主体及目的之界定决定着企业综合评价的内容和方法。虽然企业综合评价的基本目的是促使评价主体更有效率地提高企业价值，但在实践和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由于强调了不同的价值创造主体，评价主体及目的界定就有差异。总体上说，综合评价朝着评价主体及目的多元化及其相互综合的趋势发展。我们通过对企业理论和管理理论的发展脉络的梳理来说明这一趋势。 新古典（neoclassical）企业理论以资本家（投资者）和经营者两位一体的古典型企业为基础，不考虑企业内部结构对组织效率的影响，企业被简单地假定为在既定的预算约束和生产函数条件下，选择价格和产量，以使利润最大化的投入产出关系。建立在这种理论基础上的评价理论，评价主体界定为单一的投资者，评价目的是促使资本收益最大化，因此，必然形成以资本收益率为核心的事后评价模式。 企业契约理论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股份制企业为基础，把企业看成是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契约关系的结合体。这种理论已深入到企业内部结构，并分析组织效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其中委托——代理理论（The principal-agent theory）揭示出现代企业中资本家（持股人）与经营者，以及经营者与员工之间形成的复杂的代理链（agency Chain），因而需要通过设计一种有激励性的合约去控制各级代理人，以提高企业绩效。企业经营业绩评价被广泛地用于经营者的聘任决策，经营者报酬计划及企业治理结构的构建等方面。其它理论如阿尔钦和德姆赛茨关于团队生产方式下的“偷懒”问题；德姆赛茨关于公有产权的“搭便车”问题；以及哈特的合同不完全性引伸出的控制权配置及对组织效率的影响问题，都要求企业评价从事后对结果的评价深入到事中对经营过程的评价。 无论新古典企业理论还是企业的契约理论都是“资本雇用劳动”的企业理论，强调资本对劳动者的控制。管理理论的发展与上述企业理论相得益彰，20世纪的管理理论都是建立在“管理的理性和劳动者的非理性”这一假设之上，管理就是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劳动者的控制。劳动者因而失去主体性，资本所有者成为评价客体，劳动者及劳动过程成为评价对象。直至20世纪末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企业理论里面出现了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的概念，公司不单纯为资本所有者谋利益，而要为包括股东在内的利益相关者谋利益。这种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