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故》与《新潮》之争述评兼论五四时期“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docVIP

《国故》与《新潮》之争述评兼论五四时期“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 “整理国故”作为一种广义上的个人学术活动，或许不妨说是古已有之，然而作为一场学术文化运动，尤其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及其延续，“整理国故运动”肇始的标志则无疑是胡适《新思潮的意义》一文的发表。正是在这篇文章中，胡适首次鲜明揭櫫了“整理国故”的口号。而溯其根源，该文与《国故》与《新潮》之争不无相关。 一 1918年11月，在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下，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发起《新潮》社，旨在“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1]并请胡适担任顾问。而与傅斯年同班的薛祥绥、张煊、罗常培等，则“慨然于国学沦夷欲发起学报以图挽救”，遂于1919年1月26日，在刘师培宅内成立了《国故》月刊社，标明“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2] 所谓《国故》与《新潮》之争，缘起于1919年5月，毛子水在《新潮》发表了《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对《国故》的办刊旨趣提出了尖锐批评，傅斯年还为此撰写了一段编者附识。当月，《国故》社编辑张煊也随即刊发了《驳lt;新潮gt;lt;国故和科学的精神gt;篇》，回应毛子水的批评。10月，毛子水又在《新潮》上发表《lt;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gt;订误》一文，并同时附录胡适8月16日《论国故学》一函，对张煊的观点再加批驳。此后，由于《国故》社的解体，双方争论也自然终结。 关于这场论争，已不乏有论者详加论述，[3]因此本文在此不再多赘，仅拟就争论双方观念的异同，做力求简明的概括。综合来看，毛子水、张煊之间的互相辩驳和傅斯年、胡适的先后介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国故之生死”的性质判分上，双方的论断针锋相对。 一方面，毛子水将“国故”断定为“过去的已死的东西”。[4]而另一方面，作为《国故》成员的张煊，自然难以接受这一结论。在驳文中，他首先质问：“毛君乃谓国故为已死，夫生也死也，果何所准？”接着，他提出并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国故之生死，将视治之者之何如。使国人皆弃置之勿复顾，或即治之而但为陈死人之陈列，不求进步，不肯推故演新，则信乎其且死矣！使国人之治之者尚众，肯推已知而求未知，为之补苴罅漏，张皇幽眇，使之日新月异，以应时势之需，则国故亦方生未艾也。”尤为关键的是，在他看来，“今之治国故者尚大有人在，以抱残守缺为已足者固偶有之，而肯精益求精不甘自封故步者，亦未尝无其人，谓之已死可乎？”[5] 第二，在“国故与欧化”的地位比较上，双方的估量也不无悬殊。 毛子水认为：“国故是过去已死的东西，欧化是正在生长的东西；国故是杂乱无章的零碎智识；欧化是有系统的学术。这两个东西，万万没有对等的道理。”由是，“国故虽然应当研究，但是比较起现在世人所应当研究的科学起来，直是‘九牛一毛’。……现在我们中国人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吸收欧洲现代确有价值的学术”。傅斯年更是在《附识》中，对此予以了进一步的精确化。他说：“研究国故好像和输入新知立于对待的地位，其实两件事的范围，分量，需要，是一和百的比例。”[6] 对于这种明显贬低“国故”地位的观点，张煊起而申辩说：“国故，东洋文明之代表也；欧化，西洋文明之代表也。今日东西洋之文明，当然处对等地位。”他还以“造纸”为喻论证说：“譬诸造纸，将来之新文明为新纸，国故犹败布，欧化犹破纸，为造新纸故，破纸固不可弃，败布亦所当宝，败布与破纸其能改造为新纸则一也。……收拾国故与输入欧化，皆为拾败布收破纸之事业，……二者正宜相助而不宜相斥。”并且申明：“吾敢正告今日之学者曰：凡学无论其属于国故，抑属于欧化，皆有研究之价值，皆当尽力发挥。”不过，或许出于对世人群趋“欧化”的忧虑，他又呼吁道：“在世界学术方面观之，与其得一抄拾欧化之人，毋宁得一整理国故之人。抄拾欧化，欧化之本身不加长也；整理国故以贡诸世界学术界，世界反多有所得。” 张煊这番议论，立即招致毛子水的辩驳。他语带讥讽地批评说：“张君的文章，说来说去，不过要把‘国’和‘故’争一个地位”。与此同时，他敏锐觉察到张煊在争论中偷换了概念。关于“国故”与“欧化”的概念，他原来的界定分别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以及“欧洲现代的学术思想”，而张煊却易之为所谓“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之代表。对此，毛子水表示：“国故为东洋文明代表的说话，我不敢承认。我以为国故还不够代表中国的文明，——因为国故只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部分，——怎样能够代表东洋的文明呢！欧化为西洋文明代表的说话，亦有语病。‘欧化’的广义，就是全副的西洋文明，有什么代表不代表。” 至于张煊所谓“今日之东西洋文明，当然处对等地位”的论断，毛子水也不予认可。他详细分析说：“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怎样能够处于对等地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