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仕途刍议..docVIP

严复仕途刍议. 辛亥革命时期，严复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明确阐述：“亿昔居英伦时，与日人伊藤博文氏同窗数载，各与国事，皆有同感。”但伊藤博文回日本后，备受当局的赏识，“所学竟成大用”，成了日本的“良相”。尽管严复曾任资政院议员、海军协都统，但徒有虚名，并无实权，未尽其才。他与伊氏回国境遇相比，深感怀才不遇，“悬殊之甚”。严复返国后，“与香涛督部首次晤面即遭冷遇，以后即始终寄人篱下，不获一展所长”。同时严复同情梁启超，指出梁启超“负经国之才，抱救国之志，初遭时忌而流亡海外，继虽登论坛高座，然曲高和寡，执事诸公反以眼中钉刺目之”。因此，严复认为“二人之际遇，正复相同也。”[1]由上可见，严复深叹自己怀才不遇，未被清朝政府重用，政治仕途遭遇冷落。正确认识其中的原因，阐明严复的人生之路和思想之旅，是深入研究严复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长期以来，大家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本文就以下四个方面进行阐述，以期有助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一、严复与伊藤博文不同政治遭遇的一个重要客观原因，即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背景不同。个人是时代的产儿，人才成长往往受到所处社会条件的制约。 　　19世纪中期，世界政治经济分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一方面资本主义列强加紧侵略扩张，另一方面被压迫、受剥削的民族奋起救亡图存。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当时，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同样国势衰微，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两国差不多同时开始学习西方、图强自救。中国兴起洋务运动，日本则开展明治维新，但效果迥然不同。1868年，新兴的日本资产阶级联合一批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方军阀，发动了一次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明治维新，建立以明治天皇为首的地方资产阶级联合政权，从1867～1868年幕府被推翻，1885年实行内阁制，1889年制定宪法，1890年召开第一届国会，前后用了22年时间建立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治制度，即比较完整的君主立宪制度。此间，明治政府大刀阔斧地实施全面的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废除封建领主制，剥夺旧统治阶级特权，实现形式上的平等，以巩固天皇为首的新政权；同时向西方学习，调整经济政策，扶持资本主义工商业，积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推行“文明开化”政策，大力发展近代教育，培养资本主义建设人才。这显然是伊藤博文等人被提拔重用的一个客观社会条件，也是他们仕途发展的一个历史机遇。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的腐朽统治，使中国积贫积弱，灾难深重，国势危如垒卵。有识之士莫不心焦如焚，极力探索救亡图存的真正出路。清政府顽固派却抱残守缺，反对维新变革。在兴办洋务事业的19世纪60～70年代，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们，只知道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厉之术，限于器物文化改革，到80年代，也看出了这种改革“如敝絮塞漏舟，腐木支广厦，稍一倾变，遂不可知”[2](P28)，不可能挽救清政府的危机，修正改革之法仍然是“修明前圣的制度”。他们所支持的废科举、易官制也仅仅停留在私下议论，不敢公开倡言，惟恐背离封建君主专制之制度。他们甚至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3](P9)由于“夜郎自大”和传统陋见的限制，他们根本不知道日本的天皇制君主立宪政体，虽还说不上是完整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但已逐步变为主要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权力机构，比起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进步得多。中国的政治制度落后，经济也必然落后。甲午战争时，中国近代的工矿企业共只100家，资本总额3032万银圆[4](P338)。完整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大工业机器生产都没有确立，不能够满足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与当时中国政治经济落后密切相关，清政府在人才使用方面，也是十分昏庸腐败的。由于清朝政府袭用封建社会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促使“天下无人才”[5](P40)。经过八股科举所选用的人员是不合时宜的，进入官场更是凤毛麟角。清政府重用提拔的重臣要员，如左宗棠、刘坤一、丁日昌、盛宣怀等洋务官僚，皆非科举进仕，而是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中兴名将”。虽然19世纪末年，欧风美雨已吹进古老的中国，但清政府仍坚持“中体西用”，极力保存封建专制统治。从这种目的出发，清政府选人用人，自有既定的取舍标准，任用“多磕头少说话”的唯唯诺诺的奴才，重用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投机分子，庇护搜刮民脂民膏的腐败官吏……即洋务人才，也不能免于这种陈腐的陋习。在这样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严复的政治前途必然暗淡。 　　二、严复虽然学贯中西，目光敏锐，具有独特的个人优势，但是没有强有力的“政治靠山”，在任人唯亲的清末社会，成为仕途难以逾越的障碍。 　　清朝政府沿袭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在以皇帝为核心的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下，从总督到知县都由中央机关直接指派，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