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流到边缘：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史料考订派..docVIP

从主流到边缘：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史料考订派. nbsp;nbsp;nbsp; 摘要：20世纪50年代初期，史料考订派从史学界的主流地位一步步被推向“边缘”。史料考订派不仅丧失了学术机构的领导权和学术期刊的经营权，而且受到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冲击。在学术体制化的背景下，他们大多在努力配合新意识形态；但有的仍在守护自己的学术路数。史料考订派的“边缘化”主要受外力影响，同时也有其内在逻辑。史料考订派在这一时期的衰落与他们在意识形态语境中对学术的坚守表明，外部因素对学术影响巨大，但学术也有保持独立性的可能。 关键词：史料考订派／唯物史观派／学术体制化／现代学术史 nbsp; 史料考订派与唯物史观史观派的冲突是理解20世纪中国史学界的基本线索之一。[1](第3页)在20世纪上半阕，史料考订派占据史学界的正统地位，唯物史观派受到他们的轻视和排斥。然而到了20世纪后半期，唯物史观派却一跃成为史学界的主导性力量，控制史坛数十年，史料考订派则被放逐到学术界边缘地带，几乎销声匿迹。这一戏剧性的逆转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影响长达半个多世纪。当前学术界已对史料考订派从主流走向边缘这一现象进行了若干梳理，颇具启发意义，但大多尚停留在史料层面上，对历史细节关注较多，理论分析相对缺乏。本文试图通过考察这一时期史料考订派衰落的原因、一步步被“边缘化”的过程及其当时的生存状况、学术努力，对影响学术的外部因素及学术内在属性的关系进行申论。 nbsp; 一 nbsp; 早在抗战初期，史料考订派就显露出衰落之象。卢沟桥事变后，平津一带的大学被迫南迁，其中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长沙，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初，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随着国土的丢失，南方的大学也陆续西迁。这些大学虽以坚毅之精神，维系了学术命脉，但在战火纷飞、颠沛流离之中，文献资料失散甚多，人心难定，依赖于文献资料的传统学术备受打击。抗战胜利后，各大学虽陆续复校，但学术创伤短期内难以抚平。何况新的战事旋又开始，史料考订派们虽大多不问政治，但时局的影响也使他们难以重振二三十年代鼎盛时期之精神。而当时唯物史观派重在理论阐发，并不像史料考订派那样过多依赖于对文献资料的使用，中华民族抗战救亡的精神氛围更有利于这一学派发挥其宣传鼓动方面的特长，所以就学派的发展而言，唯物史观派不像史料考订派那样损失巨大，实际上还获得一定发展。40年代中后期，两个学派之间还出现了种种互动迹象。[1](第92-140页)最终，随着1949年江山易鼎，唯物史观派从异端走向正统，从边缘走向中心；[2]史料考订派则从主流走向边缘。 史料考订派的被“边缘化”首先从学术机构控制权的转移开始。其标志性事件是中国史学会的重组和国家最高学术机构组成人员的评选。1949年前后中国史学界的最权威的学术团体都叫“中国史学会”，然而这两个“中国史学会”面貌迥异。1943年在重庆召开的中国史学会筹备会及成立大会中基本上见不到唯物史观派学人的踪影。但仅仅6年后(1949年7月)在北平宣告成立的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头面人物却全是唯物史观派(1951年7月中国史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时，基本上沿用的是这个班底)，相差极其悬殊。再来比较中央研究院人文组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这两个1949年前后分别组建的国家最高人文类学术机构。1948年评议出的中央研究院人文组28人中，唯物史观派仅有郭沫若1人入席，入选凭的还是考古学与艺术史的成绩。然而到了1955年6月，原来在野的唯物史观派史家如吴玉章、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尹达、胡绳、胡乔木、刘大年、邓拓等(甚至包括一些负责意识形态和文化工作的官员)一跃而成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原来占主流地位的史料考订派头面人物几乎全部被扫地出门。大相径庭的两个权威学术机构组成人员名单表明，两大学派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nbsp;nbsp;nbsp; 对于史料考订派这些传统学人来说，或许他们可以对史学会、科学院这些新生组织抱持淡泊心情或漠视态度，但随后于1951年开始、1952年基本告一段落的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却使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不面对受唯物史观派管辖这一事实。1951年11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拟定工学院调整方案。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工作大规模展开。调整的指导思想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校与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等等。其中，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等确定为综合性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浙江大学等改为多科性高等工业学校，辅仁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岭南大学等教会院校被撤销。改为工科或撤销的大学的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