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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悲剧性”问题下的主体建构性解析 【论文关键词】悲剧性nbsp;nbsp;主体nbsp;nbsp;建构性 　　【论文摘要】西方悲剧理论一直以来缺少或忽视对悲剧性问题研究视角的考察。借助尼采有关悲剧的研究路径并结合“本土化”的中国传统审美质素,通过对“悲剧性”的构建性分析,重新确认和建构悲剧性存在的元素,达到对悲剧性问题的新认识,期待对现代主体有所启发。 　　一、“悲剧性”问题的提出 　　在西方悲剧理论中,自从亚里斯多德“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悲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模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宣泄,”[1]这种原始性的悲剧概念被提出之后,西方的美学理论家对悲剧问题的讨论大都延续着这一主线,多涉及悲剧的情节、结构,以及悲剧引起的效果等,对于悲剧中悲剧性这一人类学美学的实质特征却很少涉及。对悲剧问题,文艺复兴时期的维伽认为,悲剧是“王室和贵族的行动”,17世纪的高乃依说,悲剧是“崇高的、不平凡的和严肃的行动”。莱辛把悲剧看作是“模仿一个值得怜悯的情节”。甚至连席勒也没有摆脱“悲剧是一个值得同情的行动的诗意的模仿”。在西方,对悲剧性问题思考跳出西方传统古典悲剧理论的惯习,对悲剧性问题进行开创性探讨的是尼采,他突破了传统西方悲剧理论的模式,从悲剧性精神出发来探讨悲剧的产生。从古希腊的酒神祭拜仪式中,尼采悟出希腊悲剧是日神阿波罗(Apollo)和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精神结合的产物。“阿波罗是光明的造型与预言之神,睿智而宁静,眼睛似太阳一般。即使当他发怒的时候,在他眼前仍呈现美丽的梦幻。狄奥尼索斯是狂欢醉饮之神,他漠视任何的悲苦忧伤,只是不停的欢笑和舞蹈。”[2]在尼采看来,由日神和酒神所构成的希腊悲剧所传达出来的是,生命在面对各种艰难困苦时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无畏的精神。尼采想在一种沉醉的境界中体验人生的豪情,感受生命最猛烈的冲突、人生的壮烈。尼采在西方美学史上,开启了人类学视角研究悲剧性问题的先河。 　　在我国的古代艺术中,戏剧没有像西方发展得那么早,也没有像西方那么系统的悲剧理论,但在古代的传统文学中,沉郁的悲剧性色彩却是中国古代艺术重要的审美质素之一。中国的悲剧性传统由屈原发端,之后贯穿于中国诗歌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从《离骚》的悒愤、建安七子的悲凉,到杜甫深挚的哀凉、李白的牢骚、李商隐的郁怫悲凉、南唐后主与李清照的悱恻哀婉、陆游与辛弃疾对祖国统一的哀盼,直到黄遵宪的幽忧之愤、徐志摩的甜蜜忧愁、舒婷的候鸟悲哀”等等,从古到今,中国的诗歌理论无不贯穿了这种悲凉的传统气愤。在美学理论上,孔子提出了“诗可以怨”这一美学理念,这里的“怨”不仅仅是指对统治者的反抗,也不仅是对不良政治的“怨”,它应该有更宽泛的内容,当人们在遭遇挫折和打击的时候也可以产生对社会、对人生的“怨”。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也就是我们要讨论的“悲剧性”问题。当个体人格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遭到社会的打击和挫败,形成个体人格与社会现实的冲突,就形成了悲剧性,“主体人格自我实现的要求在人生实践中惨遭否定,就是悲剧性”。[3]11我们在这里应该超越或跳出西方古典悲剧理论的框架,继承或采纳尼采的悲剧性研究思路,并在本土化的语境下借鉴中国传统对“悲剧性”审美质素研究,对悲剧性问题的产生过程以及对现代社会的意义进行思考。 　　二、“悲剧性”的构建性分析 　　对悲剧性的建构性分析是在解构其形成的过程及元素的基础上进行的分析。首先,在悲剧性的艺术作品中,总会设置一个倔强的性格和对命运不屈的决心孤独的个体,作为一种顽强的力量与整个社会的背景或社会的意识形态相抗衡。正因为悲剧主人公的这种顽强的斗志,才实现了悲剧性,换句话说就是,悲剧主人公的顽强生命力是造成悲剧性的逻辑前提。 　　其次,现代心理学认为,人都有一种有助于保持和增强机体的方式中发展人的一切能力的内在倾向。马斯洛说“自我实现”作为某种需要,“就是指促使他的潜在能力得以实现的趋势,这种趋势可以说是希望自己越来越成为所期望的人物,完成与自己相称的一件事情”。[4]人的这种自我实现需求是人体机能的一种内在要求,但人生来就是社会的产物,因此人的需求除了要求实现基本的生物潜能以外,还要有心理潜能要实现。实现先天的生物潜能,这是人类学的事实,但心理潜能的实现,则是社会实践发展的产物,是不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过程。人就是在不断的自我超越过程中,使个体的机能保存在社会伦理和审美这个他物之中。人在不断的自我超越过程中,促成人格的不断形成,而且在人的自我超越过程中,把人格当作实现自我的目的,因此人的自我实现不但包括生物性的实现过程,更重要的是包括人格的实现过程,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