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资本主义的萌芽（中）.docVIP

关于资本主义的萌芽（中） nbsp;nbsp;nbsp;nbsp;一、一条史料引发的联想 在20世纪50～60年代有关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中，有一条经常被人引用的材料。这条材料记载苏州金箔业中的一位董司，因触犯行规被同行活活咬死。见于近人黄钧宰的《金壶逸墨》。原文如下： “苏州金箔作人少，而利厚。收徒只许一人，盖规例如此，不欲其广也。有董司者，违众独收二徒。同行闻之，使去其一，不听。众忿甚，约期召董议事于公所。董既至，则同行先集者百数十人矣。首事四人令于众曰：‘董司败坏行规，宜寸碟以释众怒。’即将董裸而缚诸柱，命众人各咬其肉，必尽乃已。四人者率众向前，顷刻周遍，自顶至足，血肉模糊，与溃腐朽烂者无异，而呼号犹未绝也。比邑侯至，破门而入，则百数十人木立如塑，乃尽数就擒，拟以为首之四人抵焉。”[1] 这条史料，曾被许多研究者看成是鸦片战争前清代手工业行会制度下出现的事物。有人把它作为行会议定条规必须共同遵守的正面证明，[2] 有人则把它看作行会规章开始受到突破的反面例证。[3] 然而，当我们进一步判明这条材料的确切时间，当我们把它放到本来的历史环境中时，它所反映的问题，就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 一百数十人把一个人活活咬死，这种行为，只能发生在相对愚昧的中国封建社会，而不可能发生在相对文明的中国近代社会。人们作这样的推断，自然有它的相对合理性。在鸦片战争以前的手工业行会中，曾经出现过这样的记载， 这都是可能的。然而，见于《金壶逸墨》中的这一事件，却的确不是发生于鸦片战争以前的封建主义的中国，而是发生在上距鸦片战争足足有三十个春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具体地说，是在中国的机器大工业早已出现的1872年12月14日 。[4] 这里至少有三条记载，可以确切不移地证明这一点。一是1874年出版的一位当时人的记录，内云：“同治壬申[十一年]，苏郡有飞金之贡。先是，业金箔者，以所业微细，自立规约，每人须三年，乃授一徒，盖以事此者多，则恐失业者众也。其时，有无赖某者，以办贡为名，呈请多授学徒，用赴工作。既得批准，即广招徒众，来从学者，人贽六百文。一时师之者云集。同业大忿， 於是援咬死不偿命一言，遂群往持其人而咬之。人各一口，顷刻而死。吴县令前往检验，计咬伤处共一百三十三口，然何人咬何处，人多口杂，不特生者不知，即起死者问之，恐亦不能知也。乃取始谋先咬者一人论抵。”[5] 二是1872年上海一家中文报纸的报导，内云： [《申报》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廿一日]苏州金箔一作，其生意则甚大，其工价则甚昂。每一字号之中，只准留学生意一名，以习此业，不欲广其传也。该行中向来规例如此，亦相承至今不变耳。盖缘其业成之后，每日辛工所患，则有七千余文之多，故人视为利薮 ，而不能不为耑利之计也。乃有双林巷开金箔作之董司，己犯成例，不与众谋，另收一徒。 同行中之人闻之，无不大怒。强行禁止，该董司不从，且赴县署控告，谓其同业把持。宪堂讯两造，谕以该业私立规条，本非国例所当管办，特既有此规条，则将来宁勿犯之，以免拂人心而肇衅端云云，此案姑宽深究焉。乃董司因此遂任意不肯改从，仍收其徒而不遗。且又结衙役为护符，自以为同业虽多且横，可以无我何矣。众工匠俱各愤怒不平，其势汹汹，会集定计，召董司者于某日来公所议事。董司不敢不应召，而又畏其凶顽，姑偕衙役数人同往，以作保卫之计。乃甫到公所内，见有一、二百人早已聚集。见董司既已入门，遂将衙役驱之门外，紧闭公所之门，衙役捶门不得入，但闻门内呼号之声甚惨，喧闹之声甚厉而已。衙役心知有变，且门内者呼曰：“尔如欲启门， 除非请县尊来。”遂飞奔回署，报之邑宪，邑宪至，破门而入，则见一裸尸系于柱侧，自头至足，血肉模糊，不分上下，盖几如腐烂朽败者一般矣。而此一、二百人者，见邑尊来，则皆木立如塑，[6] 既不哄散，亦不畏惧，视其唇齿之间，则皆血污沾染，如出一辙焉。盖此人已为大众口咬而死矣。于是令闭大门，使众 无从逃逸。皆就擒焉。此本月十四日事也。夫工匠者虽系愚蠢之辈，何至居心悍毒如此所为者， 只同行私利，乃出此极刑，亦惨刻之至矣。是非亟申王法戢此刁风不可也。又传邑尊于公所讯问时，有一儿在侧，系亲见者。供云：初将董司裸缚柱，有四人者，令于众曰：董司坏我行规，可恶已极，理宜寸磔，方快我辈之心。今与众议，不用凶器，而置之惨刑，则王法所不能及，官刑所不能加也。尔众人各咬其肉，肉必尽乃已。于是众人争相上前，摇唇鼓吻，登时肉尽，血溢满地， 而其人转辗数刻方毕命云。 距邑尊之至公所， 盖董司方绝气耳。呜呼，奇酷异惨矣哉。[7] 三是同年上海一家西文报纸的苏州通讯，内云： “这里几天前发生了一件最令人恐怖的谋杀。由于整个事态使我们能够揭开在这些不可思议的人们中间流行的某些传统习惯的内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