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陈梦家以及其他..docVIP

再谈陈梦家以及其他. （按：昨天我在一塌糊涂和未名转贴了几篇关于陈梦家先生的旧文，引起一些讨论，有一篇回帖写的很真诚，然而其中却有很多错误，引发我撰写此文的念头。没想到一动笔就收不住（这是我的老毛病），而且越写越激动，自己也知道写了很多不该由自己来说的过头话。不过我也不想隐瞒自己的想法，在此也向陈先生学习，和盘托出，希望诸位师友批评指正） 　　很久以来我一直想为陈梦家先生写点东西。陈先生是古史和古文字学界我最敬佩的学者之一，不过也是一个争议很大的人物。听说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朱德熙先生问夏含夷，国外汉学界对陈梦家和唐兰两人有何评价，夏含夷毫不犹豫的说陈梦家的贡献比唐兰大，朱先生很吃惊的说：“不会吧，唐兰的学问比陈梦家可大多了”。这个掌故实际上说明了中外学术界的巨大观念差异。中国的传统国学强调“根底扎实”，尤其是古文字学界，特别重视文献功底和小学修养，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评价一个学者的学问怎么样，多数时候是看你肚子里装了多少书，而不是看你写了多少东西，张政烺先生文章不多，可谁提到他都伸大拇指。而西方学术界强调研究的“科学性”和“系统性”，特别重视资料的全面、客观和方法的规范，在他们那里，“学问”不是比“积累”，而是比“成果”，看你给学术界、给后人留下了多少东西，提供了多少方便，造成了多大影响。朱先生是语言学大家，以语言学修养治古文字多有创获，但他的观念深处仍然摆脱不了乾嘉以来的朴学传统。他的看法在国内学术界颇具代表性（据我所知，在朱先生的同辈及上一辈学者中，瞧不上陈梦家的人很多）。 　　陈梦家是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然后入燕京大学宗教学院读研究生，其中有家庭背景的影响，他的父亲就是一位新教牧师。他之所以对古史发生兴趣最初是出于对中国上古宗教的关注，他最早发表在《燕京学报》的两篇文章：《商代的神话与巫术》、《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都是围绕这个问题（他之所以与赵萝蕤结为伉俪也与两人的家庭出身有关，赵萝蕤的父亲就是著名基督教活动家、神学家赵紫宸）。由于关注上古宗教而关心古史，进而钻研古文字，从诗人转为学者，在古史和古文字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最终也没能回到他最初关注的古代宗教课题上来，这种歧路亡羊的感觉很多治学者都深有体会。从陈梦家的治学道路看来，他并没有受过多少传统“国学”训练，他的“功底”也并不扎实（在他六十年代研究温县盟书之前，他甚至连《左传》都没有通读过），但正因为如此，他才更少受到传统“国学”的束缚，能够在研究中引入现代西方学术规范。陈梦家学术上的突飞猛进是在50年代初期，这与他抗战后去美国访学的经历有很大关系，可以说他第一次在古史和古文字领域引入了“现代”学术方法，直到今天仍然显得很“超前”。 　　陈梦家治学的特色可以概括为三点：全面、系统、规范。搜罗材料巨细无遗，而在处理材料时又十分谨慎，不同性质、年代的材料分类整理，各自形成谱系，不相混淆。在论述问题之前将所有材料和盘托出，让人一目了然，有门径可循，其论点是否成立倒在其次。有很好的大局观，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材料，尽量把各方面的线索梳理出来，指出问题所在和今后的生长点。他在一个阶段中往往只集中精力于一个领域甚至一个课题，将所有有关的材料一网打尽、竭泽而渔（据说他的书房里摆着几张大书桌，这一段关心什么问题，摆的都是相关的书籍资料，摊满一桌子，这个课题结束，所有的书都撤掉，转入下一个问题。研究铜器铭文，他才去读《尚书》，研究温县盟书，他才去读《左传》，这种读书方法也跟传统“国学”为读书而读书的原则大相径庭），然后力求在这一领域建立起基本的框架结构，而不以解决个别问题、考释个别文字为标的。从40年代末开始他的注意力先后集中于商周铜器及铭文（西周年代和《尚书》的研究从属于此），甲骨文及殷商史，汉简及汉代西北史地（古代度量衡的研究附属于此），东周盟书及简帛，在前三个领域都留下了代表性著作，《殷墟卜辞综述》、《西周铜器断代》（因为打成右派被迫中止发表）和《汉简缀述》，最后一个领域他才刚刚起步就不幸英年早逝。如果他能赶上七十年代的简帛大发现，其成就不可限量。他的论著能为同行提供可靠的参考，为后学打下坚实的基础，成为初学入门的必读之书，其备受海外汉学界推崇也就不难理解了。 　　陈梦家治古文字不以扎实繁密的考据见长，应该说文献小学是他的弱项，他的长处在于历史眼光和洞察力。李学勤先生私下里曾说过，陈梦家考释文字，论据和论证过程往往错误百出，可他的结论却常常是正确的。这个矛盾正说明陈梦家不是孤立的看待文字，而是将其放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去，从它的“context”着眼，因此在考虑字形、字音之前，对这个字究竟是什么字已经有一个大致的求证范围，剩下的工作不过是补充证据（正如李零先生所言，字形分析往往是“事后诸葛亮”），因此他能在“错误”的论证之前就得出“正确”的结论